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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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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8 15:54: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作者:刘中平
本文摘自:《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政权,他所制定和实施之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明清之际,当明朝的北京中央政权被推翻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三大势力并存:明朝的延续——弘光政权,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顺政权和已经入关的清朝。三股势力互相斗争,最终清朝是剿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继而又灭掉了弘光政权。为什么清朝能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取得最终胜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本文抛开农民军政权,只论明清两个政权的得与失。南明弘光政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腐败政权,其所奉行的政策无一不带有落后性和腐败性。与弘光政权相比,清朝的相关政策具有进步性和积极性。两个政权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其不同政策的实施是弘光政权之所以失败,清朝之所以最终摧垮弘光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讨论的政策包括关于用人政策,关于吏治政策暨对待贪污受贿官吏的态度,关于赋税政策,关于军队纪律约束等四个方面。

    一、关于用人政策的不同

    弘光政权是建立在明朝北京中央政权倾覆之后,客观上面对着清朝的威胁,同时既然不去联合李自成的农民军,那么也就面临着农民军的威胁。此时弘光政权正是极力收揽人才之际,以便壮大政权本身的力量,对于李自成起义军方面的人员,或是曾经投顺李自成起义军的原明朝文武官员都应广为利用。可是弘光政权在此用人之际,非但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是出于政权内部争斗的需要,对于与大顺政权有染的原明朝官员大加挞伐,分别定罪(此即所谓“顺案”),使弘光政权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马士英和阮大铖在朝廷中大搞“顺案”是由于马士英荐阮大铖引起的。崇祯十七年六月十一日,马士英上“请申大逆之诛”疏,弘光帝令科道官逐名严核具奏(《国榷》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六月丁卯记事”),于七月八日命“仿唐六等法”定“从逆诸臣罪”(《国榷》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七月癸巳记事”)。于是定六等罪,有一百多人被以“顺案”定罪,使东林党人遭到重大打击。

    紧随其后的是,姜曰广、吕大器、刘宗周、高弘图和徐石麒被马士英等排挤出朝廷。五位文臣,高者居相位,他们都是新政权的栋梁之才,这样的人不被弘光政权所容纳,使他们无用武之地,这毫无疑问是弘光政权的损失。

    与弘光政权不同,清朝在用人标准上采取较宽的政策,即,用我所用的政策。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代表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入关后打出为明复仇的旗号,因此,按“常例”来讲,对于李自成起义军方面的人员,或曾经投顺李自成起义军的原明朝文武官员,清朝是不应该任用的。然而事实上,清朝没有拘泥于“常例”,而是灵活处理问题。其做法是:凡愿意投降清朝的,一律加以任用。入京之初,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按“常例”来讲,用人是要讲出身的,对多尔衮的谕令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顺天巡按柳寅东启言:“察吏务清其源,……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是所当亟清其源也。”柳寅东按“常例”进言,对此,摄政王多尔衮当即回答:“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甲戌”条)多尔衮在用人上的态度表明清朝这时的用人政策是极其开明的。

    此后,清朝更多次重申其用人以宽的政策。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九月六日,多尔衮宣谕城堡营卫文武各官,及军民人等“凡文武官员,及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开城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今皇上求贤若渴,凡有深识天人,怀材抱德之士,亟宜奋起,共立功名,迟疑失时,噬脐无及。”(《清世祖实录》卷八,“顺治元年九月辛卯”条)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多尔衮谕刑部、都察院:“自流贼作乱以来,民间每将杀掳叛乱不赦等罪,纷纷互告,以致民心不定。今特再行赦宥:凡伪官投诚归顺,及明朝降贼官员,并土寇为乱,今能改过自新者,一并蠲除前罪,咸与赦免。如有才堪驱策,不妨因人器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已顺官民,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以前,罪犯无论大小,悉赦除之。”(《清世祖实录》卷十二,“顺治元年十二月己巳”条)由多尔衮的谕令可知,清朝收揽积聚的人员是非常广泛的,它不仅包括“伪官”、“降贼官员”、“土寇为乱今能改过自新者”,甚至将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以前一些地区的罪犯,无论罪大罪小,“悉赦除之”,清朝的用人措施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考虑的也很周全。顺治二年,清军占领陕西等地后,清朝又颁诏宣布:“该省生员乡试,举人会试,俱照直隶,及各省事例,一体遵行,各学廪增附生员,仍旧肄业,俱照例优免,其有被闯贼威逼,曾受伪职者,尽行赦宥,生员归学,举人准赴京会试。”“地方初定,有司未及铨除,抚按当亟行察核,一切为贼迫胁,情出于不得已者,无论有司及乡绅举贡,俱著量才题委,俟事平酌定。”(《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条)以上所述清朝的用人政策不只是开明,而且是英明的。清朝积极将其用人政策付诸实践。仅以陈名夏为例。“陈名夏,江南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王(弘光帝—引者注)时,以名夏曾附流贼李自成,定入从贼案。本朝顺治二年七月名夏抵大名投诚,以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陈名夏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见《清史稿》卷二五一《陈名夏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一方是僵化地遵行“常例”,甚至为了打击政敌,超乎寻常地追究一些人与起义军的历史关系,根本不考虑其对本政权的现实态度;一方是打破“常例”,放宽用人标准,只要向我投降,即为我所用,对其原与起义军有瓜葛的历史,不予过分追究。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孰劣孰优,清楚分明。弘光政权的做法,只能把许多可以争取的与起义军有关系的人推向敌人一边,把自己孤立起来;清朝的灵活政策,使许多原与起义军有关系而形势变化后欲投向弘光政权的人,转而投降自己,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也可以吸引李自成农民军控制地区的动摇分子,对起义队伍起到分化瓦解作用。事实确是如此。当顺治元年冬至二年春清军向李自成农民军控制的陕甘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时,该地区许多原明朝文武官吏纷纷投降清朝。顺治二年二月十七日,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等向清朝奏报:“大军入边,沿途剿贼,八战皆捷,秦属州县,攻下者四城,投降者三十八城。俱已酌委官员安抚。”(《清世祖实录》卷十四,“顺治二年二月庚午”条)投降者三十八城,攻下者四城,投降城数是攻下城数的近十倍,投降比例如此之大,正是由于该地区的明朝官员纷纷投降造成的。这充分说明清朝在用人方面采用灵活政策,放宽用人标准,用我所用,确实给清朝带来极其有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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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4:3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关于吏治和惩贪政策的不同

    弘光政权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吏制腐败。掌握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一伙,卖官鬻爵,一切官吏的用与不用,皆以贿赂与否及贿赂多少为取舍。崇祯十七年八月五日,弘光朝廷吏部尚书徐石麒推荐前总督朱大典、王永吉。最初,两人尚未向马士英行贿,马士英拟旨严责:二人都有劣迹,“何得朦胧推举”!待二人送来重金,马士英一改原来的态度,照用不误(《国榷》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八月庚申记事”。《明季南略》卷之二《八月甲乙总略》)。对曾经投降过李自成农民军的明朝官员,只要行贿,马士英也加以任用。如前兵部尚书张缙彦,纳贿被任用就是一例。“缙彦前以兵部尚书污伪职”,大学士王铎荐之,“士英纳其贿,授原官,总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军务”(《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6页)。“其他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明史》卷三○八《马士英传》)。可见马士英等人贪得无厌,弘光政权无清廉吏治可言。掌握大权的马士英是这样,其爪牙也上行下效,李清笔下的张孙振即是很好的例证:“张侍御孙振嗜贿,某侍御面乞某差,屈二指,孙振以为二千,开颜诺之。次日,以二百金至,忽庄容大言曰:‘若贿差当纠!’某侍御失色退。”(《三垣笔记》下《弘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0页)张孙振是马士英安置在言路的爪牙,他贿多而喜,贿少而怒,毫不掩饰,由此可窥见弘光政权的贪风之盛。贿赂的盛行,使吏治败坏,谈迁评论到:“大铖出,凡海内人望,无不罗织巧诋;贪夫佞人,无不湔洗拔用。票拟前后相反,铨政浊乱无章,而兵政为尤甚。白棍至都,即日可以为大帅。前官未转,复除后官,累累不一,至任互争,令旧者仍任,新者候缺。于是旧者欲固守其任,不得不输贿,新者又加贿以促旧官之去。大抵武弁之扬扬无忌莫甚于此时,而囊橐尽倾以奉权要,亦莫若于此时也。遂有‘都督满街走,职方贱有狗’之谣。”(《国榷》卷一百三,“崇祯十七年九月丙戌记事”)由此可知,弘光政权的吏治极为腐败。这样的吏治,使清正廉洁之士无官可做,使行贿送礼求官之人得以重用。而这样做了官的人遂愿之后,又紧步马士英的后尘,也要收贿受贿,于是,行贿之人做官,做官之人受贿,恶性循环,致使弘光一朝的吏治混浊不清,所以弘光一朝的官吏少清廉正直之士,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待贪污受贿的态度上,清朝与弘光政权呈鲜明对照。清朝很注意吏治,对贪污受贿现象严行禁止。清朝屡次告诫臣下,不许贪污受贿,顺治元年五月三日,清朝刚进北京,多尔衮即告诫“故明内外官民人等”:“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其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特别强调:“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条)多尔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谕诸王群臣:“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苟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条)清朝屡屡告诫严禁贪污受贿是总结了明朝的教训的英明之举,多尔衮于六月二十日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见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倖进。夫贤既不得进,国政何由而理?不贤用贿得官,焉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丙子”条。参见该书卷八)清朝深刻地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不但在宏观上有了认识,同时在实践中也有具体行动。

    为了杜绝贪污行贿现象的发生,清朝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清朝规定了十分严厉的制裁措施。顺治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等发表意见,认为当时士大夫“若名在卿贰之列,而束缚係绁,下同徒隶,罪止铢两之微,而性命鸿毛,弃如草芥”,甚为不妥;因以“开国之初,宜从宽大”,“严刑不足以防奸,而宽大固可以得众”,引用“礼不下庶人,而刑不上大夫”的旧教条,主张改变惩贪的严厉做法。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严旨批驳:“贪官必诛,屡旨甚明,何必论赃多少!”(《清世祖实录》卷十一,“顺治元年十一月癸卯”条)顺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在对陕西等处颁布的颁恩诏书中,清朝更进一步宣布:“官吏贪赃,最为民害,自本年二月初一日以后,该省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赃枉法,剥削小民者,俱治以死罪。”(《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条。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7页)清朝初定鼎燕京常颁赦罪恩诏,“不系贪酷犯赃者”,均可以赦免,可以录用,唯独“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冬十月甲子”条)。由于清朝朝廷惩治贪污的决心很大,即使是多尔衮的同母胞弟英亲王阿济格,对犯贪酷之罪的赤城道朱寿錅也无法包庇(见《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李鉴传》)。朱寿錅贪酷不法,知宣府巡抚李鉴欲加弹劾。朱寿錅派其子托旗人绰书泰往求英亲王阿济格,阿济格为朱写信给李鉴,要他勿治罪。后征李自成,阿济格经宣府召见李鉴,称朱为忠良,宜释免。李鉴不屈服。最终朱被治罪。李鉴受赏。

    第二,清朝屡次令都察院、六科、十三道等监察部门加强对这类现象的揭发。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摄政王多尔衮谕都察院、六科、十三道说:“旧制政事悉归六部,而复设都察院,及科道衙门者,所以绳愆纠缪,匡正阙失,法至善也。尔等既职司风纪,为朝廷耳目之官,一有见闻,即当入告,凡贪污枉法,暴戾殃民者,指实纠参,方为称职。近观尔等未尝明举一清廉持正之贤,未尝明劾一受贿贪赃之辈。然则朝廷设立风宪衙门,亦复何益!”(《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秋七月甲寅”条)

        第三,禁用曾犯贪污罪者做官。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多尔衮曾明令:“不许以贪官酷吏,及赀郎杂流,朦胧充数。”(《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乙酉”条)“赀郎”,即指纳赀得官者。这类人一般鲜廉寡耻,买官是为了将本求利,任职后多为贪贿狼藉,是败坏吏治的一股腐朽势力。不任用此类人,也是出于杜绝贪污的考虑。顺治二年五月十七日,原明朝文华殿中书舍人张朝聘,捐木千株修建宫殿,“自请议叙。得旨:用人惟以才德,岂有因捐助授官之理?此项木原从何来?著经管官察明,酌量给价”(《清世祖实录》卷十六,“顺治二年五月戊戌”条)。此为清朝不用赀郎做官之生动一例。

    清朝澄清吏治,杜绝贪污;弘光政权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两相对照,一清一浊;两个政权,一个走向胜利,一个走向灭亡,个中道理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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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4: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关于赋税政策的不同

    大明王朝历经277年,到崇祯时期,竟被起于田垄的农民军所推翻,究其原因,空前沉重的赋税剥削,使明王朝完全丧失了人民的拥护,失去了存在的基本条件。这样的亡国教训,弘光政权是应该汲取的,然而事实不是如此。

    弘光政权成立之初,也注意到通过蠲免赋税来稳定人心。如弘光帝的即位诏书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规定:有省全免,有省半免,免三年、五年不等,又废除辽饷,不久又废练饷。但多为一纸空文,如规定对北直隶、山西和陕西,以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免赋,实际为空口许诺,因为上述地区已不在或已基本不在弘光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此时宣布对上述地区蠲免赋税,除了证明其政策的虚伪,而毫无实际意义。即使是对可征收赋税省份的免赋,弘光政权的蠲免赋税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后来又变换花样征收。如,对若干地区崇祯十七年以后蠲免田赋作了规定,但对此前的田赋则追征,令“户部遣司官察各省税粮,自十五年始”(《国榷》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八月戊寅记事”)。像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七日,太监孙元德所核报的苏州欠饷六十四万两,金花银七万两,乃七年所欠总数(见《国榷》卷一百四,“弘光元年二月庚申记事”)。常州所欠金花银九万五千两,“三饷”三十三万两,也是多年“积欠”的总和,苏州、常州所欠,弘光帝令“勒限严追”(《国榷》卷一百四,“弘光元年二月乙亥记事”)。最终,弘光政权下的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关于弘光政权的赋税政策,详见拙著《弘光政权研究》第四章“弘光政权的敛财手段”一节。有关记载弘光赋税政策的文献,见《明季南略》卷一,卷二,卷三;《国榷》卷一百一,卷一百二,卷一百三,卷一百四;《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六,卷第八)。

    而关于弘光政权改变花样征税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如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命太监卢九德丈量庐州升课(《明季南略》卷之二《十二月甲乙总略》);如弘光元年正月十三日,户科给事中陆朗请核查学田“输谷裕国”,上从之(《国榷》卷一百四,“弘光元年正月丁酉记事”)。二是,预征。弘光元年四月十二日,户部提出,“请催徽宁等府,预征来年之银”(见《国榷》卷一百四,“弘光元年四月甲子记事”)。三是,增加工商杂税,如酒税。还有加盐课税和向开洋之船起税等。弘光政权所为引起百姓的反抗,一年内发生数次起义。

    与弘光政权不同的是,清朝入关后很注意蠲免赋税,减轻人民负担,以便收揽人心。清朝入关的一年内有关蠲免赋税的决定,可归纳如下:

        第一,辖区内凡原由明朝派征的赋税,拖欠在民者,一律蠲免。如顺治元年八月八日多尔衮谕: “明季各项税课,除已经征收,不必给还外,凡有亏欠,俱与蠲免。”(《清世祖实录》卷七,“顺治元年八月癸亥”条。参见该书卷九,卷十五)

        第二,自清管辖之日起废除三饷加派。这项规定颁布于顺治元年七月,时多尔衮宣布:“至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后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与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部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予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粃政。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痌?切体,徼天之灵,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寅”条)

        第三,归顺地方免本年额赋三分之一。顺治元年十月十日的顺治帝即位诏书规定:“归顺地方,不系大兵经过者,(赋税———引者注)免三分之一,就今年一年正额通算。”(《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冬十月甲子”条。参见该书卷五,卷六,卷十五)

        第四,清兵经过之处免本年额赋二分之一。如顺治元年六月十日多尔衮宣布:“大兵经过之处,田地被伤者,免今年田赋之半。”(《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丙寅”条。参见该书卷六,卷九,卷十五)

        第五,荒残特甚之处,全免额赋。如顺治二年三月八日颁令:“免山东顺治二年分荒地额赋”(《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辛卯”条),四月十五日颁恩诏于陕西等处曰:“西安等府州县,遭寇焚掠独惨,应听抚按官察明顺治二年钱粮,应全免者全免,应半征者半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夏四月丁卯”条)

        第六,禁革额外加耗。顺治元年七月九日,天津总督骆养性,启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多尔衮回批:“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且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甲午”条)

        清朝赋税政策有如下意义:①明末三饷比正额赋税多出几倍,清朝彻底废除三饷,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②明末由于派征赋税过重,百姓负担不起,拖欠在民者数额极大,清朝将这些逋欠一笔勾销,也减轻了百姓的压力。③明清时期征收赋税,正额之外加征数量很大的耗羡,清朝入关之初,曾一度将之禁革,这样使百姓容易接受。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清朝采取将熟地和荒地分开计算的方法,将荒地剔除,按熟地征纳钱粮,避免荒地开征,以保证蠲免赋税落实不空,表明清朝蠲免钱粮的诚意。

    总之,从赋税政策方面看,弘光政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其政权存在的后半年尤其如此。清朝的赋税政策相对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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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军纪约束的不同

    弘光政权是依藩镇而立的,因此它对军阀毫无约束力。特别是由于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是被马士英联络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等武臣武装拥立而登基的,所以,以弘光帝为首的新政权在对军队控制方面显得先天不足。而这些军阀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招纳兵员,无限制地扩编军队,造成军饷匮乏,于是,纵兵抢掠以补军饷之不足,使军纪败坏。如在弘光政权建立之初发生的由高杰挑起的“扬州之乱”,便是治军不严的很好例证。高杰部与扬州市民发生武装冲突,杀戮百姓,抢掠财物。高杰的劣行非但没有受到弘光朝廷的谴责,反而得到朝廷的偏袒,竟然被封爵。“扬州之乱”,以及弘光朝廷对此事件的态度,造成恶劣影响:第一,骄兵悍将从此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以致军队不听调动,抢掠百姓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就连距离南京附近仅二十里的东洋地方都能发生军队抢掠百姓的事件。第二,对“扬州事件”的祸首高杰未做任何处理,表明弘光朝廷的赏罚不明,其结果造成以后将领不和,军纪败坏,也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如后来发生的许定国杀高杰事件,与此不无关系。第三,此事件最大的影响是,使弘光政权错过了向北收复失地的最佳时机。

    由于弘光政权治军不力,军队内讧事件屡屡发生。“土桥之变”也是由高杰挑起的高杰和黄得功两镇的内讧冲突事件。此事件使双方的军事力量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留下了后遗症,如后来睢州总兵许定国杀高杰的事件,与这次事件极为相似。弘光朝廷的纵容治军不严, 以及对武臣的纵容,还助长了武臣干预朝政的嚣张气焰。如刘泽清上疏,要在崇祯十七年五月改用弘光年号;声称要杀掉“白面书生”(陈贞慧《过江七事》,《裁镇将》,第11页,见《痛史》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版);动辄弹劾内阁大臣。作为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不但干预朝政,而且抢材略民,无恶不作,在国家财政困难之际,大兴土木建筑私宅,“僭拟皇居”(《明季南略》卷三《刘泽清》,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2页)。而对于防御北兵却置之不理。此外,刘泽清等还经常“于村外打粮,扫荡民舍”。可见,弘光政权对军队毫无约束可言。

    而在清朝方面,就不是这样了。还在入关前夕,清朝就已很注意军纪问题。这与汉族知识分子和明朝降臣的纷纷进言不无关系。顺治元年四月四日,范文程建议:“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辛酉”条)。四月二十日,吴三桂已与清朝就投降事宜达成协议,致书多尔衮,表示:“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丁丑”条)多尔衮采纳了这些建议,及时约束部队,注意军纪。四月二十二日刚取得山海关之役的胜利,多尔衮即“与诸将誓约:随谕众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仍晓谕官民,示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条)五月二日多尔衮来到北京,又“下令诸将士乘城,厮养人等,概不许入,百姓安堵,秋毫无犯”(《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己丑”条)。五月六日,正黄旗尼雅翰牛录下三人屠民家犬,“犬主拒之,被射,讼其事”,多尔衮即下令:“斩射者,余各鞭一百,贯耳鼻”。就此规定:“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鞭八十,贯耳。”(《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巳”条)这方面的情况在明清之际的野史中也有记载。如:“其治军最有法,杀一人者十人偿之,杀一犬者一人偿之。犯淫者诛无赦,有头目迁至成国公府,闻有寡妇二人,即不敢入其门。”(陈济生撰《再生纪略》,见《昭代丛书?一》丁集新编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八二三页)

        上面所论述的弘光政权和清朝的几种政策—关于用人政策,关于吏治和惩贪政策,关于赋税政策,关于军纪约束,通过对比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弘光政权所奉行的政策是落后的;清朝所实施的政策是进步的。这是为什么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超过对手,且占据长江天险的弘光政权最后被敌人所摧跨,而在实力上不如对手的清朝却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很关键的一点,这一点留给后世的教训和经验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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