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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史] 【原创】百家争鸣,殊途同源——先秦法家流派分类及其思想核心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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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6:2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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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经叛道者能否重新回归................. 周失鼎,秦亡鹿,闲看日升日落,坐对月圆月缺,奈何几度春秋,兴亡多是反复。 明邦丧,清国殇,笑应潮涨潮息,无意花开花落,不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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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2-14 16:23:09 | 显示全部楼层
百家争鸣,殊途同源
——先秦法家流派分类及其思想核心浅析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天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一、前言:
       翻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历史长卷,曾经存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混乱血性的乱世,礼崩乐坏,诸侯相征,百姓奔走;这个时代又是文化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豪杰并起;这个时代又是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骑兵取代了笨拙的兵车,铁器让青铜在历史的舞台上隐退;这个时代又是变革与矛盾的时代,私田制逐渐取代了井田制,历史跨出艰难的一步,在变革中建立了完整的封建制度。
       这个时代,这个复杂而矛盾的时代用它的艰辛孕育了思想的种子孕育了诸多著名且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矛盾和剧烈的社会变革的火花点燃了思想与文化的火种,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成为中国人在黑暗茫茫空间中的灯,可以说中国在近现代之前的历史中,先秦文化一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在近代以前中国官僚的基础教育从未脱离过《诗》《书》《礼》《乐》《易》《春秋》,如果要说的更为彻底,先秦文化的高度足以让在接触西学前的中国文化精英只有添砖加瓦的份。尽管我不完全认同谭嗣同的这句话,但我还是希望引用它来进一步证明先秦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地位。谭嗣同言:“两千年皆秦制,大盗也。两千年皆荀学,乡愿也。”在他所处的夹缝中的时代背景下他不能完全看清中国两千年文明的起伏,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即先秦诸子学说所建立起的社会框架在两千年以来并未有什么明显或者说是剧烈的变动。
       而我所说的这个时代就是为人所熟知的春秋战国时代。尽管因为时间的久远,许多相关资料多有亡佚,出土的文物也十分有限,不过我们依然能通过延绵不绝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看到这个时代的辉煌成就。
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所谓的三教九流,三教指儒道佛三教。九流指儒家、道德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在九流当中就有我今天所要展开讨论的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且有着深远影响的流派——法家。
关键词:思想文化史 先秦 法家

课题大纲:
1、 导论 首先我会引出课题的主题,即我们讨论的核心。
2、 人物简谱 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叙述方式而言,我不可能脱离人物谈思想,在这里将简短地介绍与法家思想密不可分的人物。
3、 “法”概念的引申 将对“法”的概念进行引申以消除一些人们以往对于法家的一些比较偏颇的看法。
4、 百家争鸣的社会根源 一切的变革都有其根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寓于社会矛盾的碰撞。
5、 法家流派的各种分类 我在这段中将主要阐述近代中国史学崛起后对于法家流派的分类方法以及我对此的个人见解。
6、 法家主要人物分述 以弥补人物简谱中对人物生平以及思想核心叙述的不足, 将更为详细地对法家流派的主要人物进行分述。
7、 法家人物的结局及其原因 将对历史上法家人物普遍结局悲剧的现实进行分析。
8、 对于法家思想的辩证否定。
9、余论。

导论:
       春秋战国时期原本牢固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扩张以及周王室的衰微逐渐动摇,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受到质疑,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最终促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尽管其中产生了儒家学派力图恢复商周的社会制度,子曰:“周鉴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即使孔子想要建立的社会是多么的美好,即使在我们以及春秋贵族学者眼中上古帝王时期即尧舜禹的治下的社会是多么符合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与《大道之行也》中的大同社会如何的相似但沉重的现实依然让人不断产生怀疑。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 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 ——《商君书-画策第十八》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商君书-更法第一》
注:怒可能有多种解释,一为“过”,二为通“孥”,《孟子-梁惠王下》:“罪人不孥”意为“连坐”。
      如果对于上古社会的这些称颂完全属实,在黄帝之前没有刑法而黄帝始创刑法却不连坐,夏后氏舞干戚而有扈氏服,而到了夏末商末汤武却要专务于征伐才能平定六合,至于春秋战国征战从未停息,刑法也包括了连坐,那么岂不是历史在后退?如果真如一些篇幅所载,八元八恺在尧时为何没被举荐,四凶又为何在尧在位时未被放逐。(“至于尧,尧未能举……至于尧,尧未能去”。)启又怎么会建立私天下,又怎么会出现桀纣之主,为何周武王要自降帝号为王号(夏商皆即帝号,先秦爵位顺序为帝、王、公、侯、伯、子、男),天下安定召公又为何怀疑周公(见于《诗-君 》,有怎么会有管蔡之乱。
     《史记-夏本纪第二》中载“帝太康失国……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史记-殷本纪第三》中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甲淫乱,殷复衰……纣淫乱不止。”
       而在周本纪中周武王病逝而诸侯未集,管蔡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
       这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一个方向,尽管《诗》《书》《礼》以及其它的古典文化典籍中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存在许多颂词,但是不可否认这依然是人类的社会而不是神的社会,动乱与饥荒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要提出一个可能很多人不赞同但有足够现实能够证明的一个看法,人既然是一种动物,就必然与禽兽有着相似的生存方式。如果有人仅仅寄希望于依赖人的“自觉”,这就不仅仅是理想主义了,而是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
       既然上古时代并非人心目中想象的那么美好,又何必一定要“复古”呢?人类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历史的积极性质,即历史在总体上是发展的,尽管有着曲折的过程,但我们依然发现今天的进步。自从历史学独立之后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一方认为历史像是一个巨大的圆环,人类从起点出发最终也将回到起点,时间中永远充斥着循环而永不停息;而另一方则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发展的,或许会有波折,但无法掩盖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这点即为西方史学中的线性时间观。我支持第二种说法,不仅仅是因为第一种会让人陷入恐惧,而且它说明了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切与现实不符。“历史循环的概念就被揭露为是一种由于模棱两可,企图摆脱一份双重片面性而又无法摆脱这种片面性的模棱两可的尝试”,辩证史学家克罗齐也是这样批判这种不负责任的历史循环概念的。如此一来,历史发生了就永远不会回去,社会变革的力量永远推进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任何阻挡社会变革的力量在历史发展的滚滚巨轮下显得不堪一击。
       我以上的篇幅只为说明一点,法家在历史上的出现与存在是应运了时代而生,它的思想在总体上符合当时社会变革迫切的需求,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存在一些思想的糟粕,但是总的来说法家的思想是进步的,至少意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不可逆性。所以平民学者商鞅在与贵族学者甘龙、杜挚辩论的时候才会说“是以圣人苟可以利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而下段商鞅的答辩完全可以看做法家在诸子百家中较为先进的历史观: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商君书-更法第一》
       这时要建立一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的统治秩序,只有寻求另一种途径和方式,于是主张“建法立制,富国强人”的法家应运而生。
       于此相反儒家、道德家、墨家则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一种阻挡变革的力量。在我们的《论语》课本上也有提到孔子的思想从总体来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见于《郭店简与儒学研究》)墨家则动引圣人,沉溺在理想主义的幻想中,而道德家则支持“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我看来,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最终标准,在时间的淘洗之下,空想主义会无奈地褪去它华丽的外衣,雄辩的言辞在事实面前也会哑口无言,在战国之际法家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力量如同山洪从高处倾泻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与其说这是法家学说的力量不如说是历史对于变革与前进的渴望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所以秦吞灭六国的力量如同贾谊在《过秦论》中所描绘的一样“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六国灭亡并不是因为六国的人才不够,不是因为六国的君主不图强,不是因为六国的土地不够广阔,不是因为六国的甲兵不勇猛,而是因为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背弃了历史发展的原则,在时间的日削月割面前又有什么能够阻挡?而秦国的覆灭又同六国的覆灭相似,以攻守之法取代冶民之法,隳名城,杀豪俊,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激化了历史矛盾,当历史克服了其中的一个矛盾需要安宁的时候,秦国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自然覆灭是在人的意料之中。
        因为秦国的灭亡,法家势力备受质疑以至于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接近灭亡,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卫绾进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见《盐铁论》引于《汉书》)。对于卫绾,我们应该做到过《汉书》里的文言文阅读,其中认为他位居显要,既无拾遗补阙之功,更谈不上兴利除弊之绩,只是默默无言。他经历汉文、景、武三朝,而汉初以黄老之学最为兴盛,黄老之学的核心来源是道德家而外在形式表现为法家。汉文帝以及当时的窦皇后十分信奉黄老学说,垂拱天下为孝景帝孝武帝留下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可能汉武帝有一部分出自于对祖母即窦皇后的叛逆而逐渐疏远黄老接近儒家,总感觉奇怪卫绾如何能在思想变革中从追随他在代国的君主汉文帝所支持的黄老之术一下子就变成排斥。因此我对卫绾的品行的看法有所保留。
        回到主题上,尽管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意见,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法家并未消亡而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存在。正如谭嗣同言:“两千年皆秦制,大盗也。两千年皆荀学,乡愿也。”荀子的学说是怎样的,简单来概括就是外儒内法,追求道义又希望通过法令来束缚人的行为。“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何谓“有法者”,即为法家过说的法,何谓“无法者”,即为儒家所说的礼。礼依据习惯常规民俗,法依据修订的现行文书。为何谭嗣同称荀子为“乡愿”大概就是因为他兼述王霸两道,而苟合于世下述霸道在他眼中是媚上媚俗的。
       汉武帝的政策也是外儒内法,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从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有明显的体现,看过的同学都会了解通篇讲述的即为儒家和法家对于不同命题的争论。而其中桑弘羊充当了法家代表,但他要面对的是一群儒家的贤良和文学。这本书在修订的时候因为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以及它特有的政治意图并不能用作比较儒家法家的先进性。但其中有一点可以说明我上面的命题。《盐铁论》中的辩论是汉昭帝为解决汉武帝时期的遗留问题而召开的,在书中汉武帝被完全塑造成一个法家形象,毫无疑问他的政策也是具有法家色彩,无论是官爵制度还是盐铁等贸易收归国有都是法家一直所坚持的。
       因此我在这里判断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其它理由也不便在这里一一展开,这至少证明了一点,在秦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间,法家的思想并未随着秦国的覆灭而覆灭,而是改头换面以其它的形式存在,而这种形式即是与儒家学派的融合。相信熟读《三国演义》的同学们都知道,庞统在回答孙权的问题时说“无所定学,不拘于时”,可见至少在那时(罗贯中生活的年代),社会文化精英都以博学,广泛地学习而不拘泥于其中任何一种学派为荣,也从侧面证明了儒家、道德家、法家等诸多流派的融合。
       法家盛行于战国以及秦汉之交,儒家则充斥了从孔子诞生至今为止的两千多年。我从不相信有什么永远正确无误的政治学说,正如我们枯燥的政治课本中所提到的一样,真理具有局限性,一个政治学说只有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脱离了它的社会环境一切都只是空话。法家在社会变革时期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而儒家则在守成与和平时期具有巨大的价值,人们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不同的学说,看似未被采纳的被人们所摈弃,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没有消亡,当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依然会出现,有可能人们不认识它,认为它是新生的,是被现代人所创造的,然而它却仅仅只是过去的东西改头换面再次出现人们面前而已,人们自始自终都不会理解这一点直到它再次被人们无情地抛弃,这时人们才会在封尘的记忆中找到它,感叹道原来“它”就是“它”啊。何时人类社会不是在开这样黑色的玩笑呢?何时人们的生活不是在不断地戏弄自己呢?
       当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的时候,擦亮了双眼的精英文化的学者们终于从厚厚的书简中找到了被他们抛弃的“无父”的墨子,眼神中还会迸发出那种渴望的光芒。沉默了两千年的墨子终于发话了,寂寞了两千多年的墨子终于扬眉吐气。邹伯奇甚至提出了“西学源出墨学”,墨学里有西方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也有西学必不可少的“光学,制造学”,甚至还有“宗教”。法家则在中国革命时期也是中国新史学刚刚创立的时期备受人们推崇,甚至还被戴上了“唯物辩证历史观”的头冠,尽管此时可怜的儒学饱受批判。但历史是公平的,他来切蛋糕绝对是公正的,尽管不是每个人分到的分量都一样,但是你分到了水果你的蛋糕绝对不会比我大
       正所谓“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者,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而儒学即便在上个世纪饱受批判,但现在却飞速发展,甚至还广泛为海外人士承认。
       我希望在我后面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当然仅仅也只能做到相对客观而已,所有的史学家都希望能够实现客观公正,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或许他们做到了但在旁人看到却不尽如是,作为一名学生(当然每个人一辈子都是学生),我希望能够从我现有的知识出发来追求这个为人所追求却总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柏杨先生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有了历史的记载,我们短短的一生,才不致是一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既然把历史比喻成一场戏剧,那么每个人都是这场戏剧中的角色,无论你是主角配角还是脸都不露的群众演员,你迟早都要去幕后工作,但只要在这剧中我们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既然我也在剧中我必然为我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环境所羁绊,人既然不是理性的机器,就不要尝试成为机器,《古代世界史》中作者也提到这种冷淡的历史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我尽可能在叙述中多运用打比方的方法以小见大也更注重故事的生动性,在其中我也运用了一些简单逻辑,在那些伟大的科学家眼中科学总是美而且简单的,历史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历史观也应该是美而且简单的。但是生动的叙述必然要牺牲一定的客观性,可能我的观点中多多少少可能会带有主观色彩,也希望有缘阅读到这里的读者能够原谅。
       我听说思想的范畴永远超越不了时代,历史对于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永远无法超越材料。为了避免一些旧时代主观色彩留下的偏见,我尽可能地选取一些第一手材料作为研究对象。但另我失望的是,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许多书籍多有亡佚,大多都是在像秦汉之交、五胡乱华乃至于五代十国等一些乱世中丢失的,而且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绝对不占少数,有的篇幅只剩下了标题,或者只剩下正文,更有甚者只剩下了零碎的几句话。这多多少少是文化财富的流失,不过也可能是时间在起它的淘洗作用。看到我手上还能有这么多第一手材料我已经喜出望外了。
       不过近现代史学包括在此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许多所谓诸子的书籍都是后人托名所写的“伪书”,这些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这些现象在法家和兵家的书籍中尤为常见,经常会有大段大段的篇幅重复或相似,有些书中则出现了移花接木将后世的事情搬入书中,而有些则像小说一样只改一下主人公。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因为相似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商君书》第一卷中的《更法》一篇极其貌似《战国策》中的《赵武灵王平昼闲居》也极其貌似《史记-赵世家第十三》中赵武灵王与肥义、公子成以及赵氏宗族关于是否变法的辩论,且后两篇中的内容远比《更法》中的更为充实。尽管可能书“伪”,但是思想绝对不“伪”,在本质上他还是能够代表诸子的思想核心的,所以我仍然选它们作为我的材料。如果我要脱离材料去写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没有前人的实践与经验我们什么都不会了解,而没有通过对于材料的学习我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我本着一颗“求同存异”的心真心希望能和有毅力的坚持看完全文的人(正统历史写作本身可能就有些枯燥)一起探讨与主题有关的任何话题,只有矛盾才能促进进步,只有不同的意见才能促进人们更完善地认知事物

二、人物简谱
人物名称                     生存年代                   出生地                           著作                                   备注介绍
李耳                          约前571~前471 春秋 苦县(今河南鹿邑,一说安徽涡阳) 《道德经》
李耳即老子,虽不属于法家范畴但对后世法家有巨大影响。
管仲                               约前723或前716—前645春秋 颍上(今安徽颍上) 《管子》(考证为后世齐法家搜集整理)
管仲时期还没有明确的法家概念,但后世一般认为管仲为法家。
子产                        ?~前522年春秋末期 河南新郑人                   铸刑书于鼎
子产为郑国大夫治理郑国,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

吴起 约前440—前381年
春秋战国之交 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人 《吴子》 吴起经历魏文、武侯、楚悼王三朝,一般认为兼属于兵家、儒家、法家。

李悝 前455年-前395年
春秋战国之交 濮阳人 《法经》(已亡佚) 李悝尽地力之教,富国强兵使得魏国一跃为诸侯大国。

田穰苴 生卒不详大概在春秋末期齐景公在位时期 仅知为齐国人 《司马法》(考证为齐威王时期下令整理) 由于年代久远事迹不详
但司马迁称赞他“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慎到 约公元前395~约前315 战国 仅知为赵国人 《慎子》 齐宣王时他曾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

公孙鞅 约前395年—前338年 战国 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 《商君书》 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

申不害 约公元前385~前337 战国 河南新郑人 《申子》(已亡大部)《群书治要》中有些许记载 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

荀况 约公元前313-前238 战国 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 《荀子》 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

李斯 (?—前208年战国至秦 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 ------------- 官至秦国丞相,为秦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韩非 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 战国 河南新郑 《韩非子》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尉缭 生卒年不详,活跃于魏惠王至秦始皇时期 战国至秦 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 《尉缭子》 氏失传,因担任过国尉称尉缭                    主要辅佐秦始皇。


       以上我列举出来的人物均为春秋战国时人,其中不少为人所熟知例如李耳、管仲、吴起、韩非、李斯、商鞅、荀子,也有一般人不大了解的人物例如申不害、子产、慎到、李悝、尉缭等。我所举出来的人物都是多多少少与主题有关的人物,其中有儒法家(荀子),杂法家(管仲),循吏(子产),兵法家(吴起、尉缭)还有早已被世人所公认的法家(李悝、李斯、韩非、商鞅)甚至也有道德家和道教的鼻祖——老子(道家和道教为不同概念)。这里提到老子主要是因为老子对于后世法家有不少启迪作用,许多的法家都是由道入法,他们与庄子不同,完全走向了两条路线,后世所说的黄老之学中的“黄”指黄帝,意在自从黄帝开始出现了刑名,“老”指老子,意在老子在《道德经》中对于自然和政治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所以尽管后世称老子为道德家而我依然把他列在这张人物简谱上。
列出这张人物简表并不意味着我将从“人”的片面角度来引发我片面的思考。但是由于材料的限制以及中国传统史学的叙述方式,我不可能脱离人物谈论思想。人始终不是我论述的核心,我的核心应该是思想史和世界。既然脱离人物是不现实,我只有通过历史人物来寻找他们遗留下来的思想的踪迹。
       对于思想史,我们在哲学课本上了解到,唯物与唯心是哲学中最为基础的命题,任何西方关于思想史的叙述中都不可能逃避这两个词汇。但是我认为这个命题是有局限性的,它争对的是西方古罗马古希腊的哲学以及近现代的哲学。我甚至产生一种幻觉,我拿着显微镜仔细地在诸子的书中寻找也没有发现对于这个命题先秦诸子有过认真的、系统的阐述。于是这也可以证明真理的局限性,“我们要避免用现代观念单纯地套用于古代事物”。或许对于诸子而言,政治哲学是他们更为重视的而不是生活哲学,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而非人与自然。他们对于世界是否是物质性的并不关心也不会多加思考,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如果一定要像教科书一样去生搬硬套,如果不得不,在我个人看来先秦诸子除了老庄模棱两可以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是唯心主义的。我写下这句话的同时,我就联想到会有不少人读到这里时试图反驳。你们一定会提到一个人物,是墨子,然而我可以用第一手的材料来说明我这样说的原因。墨子的确有《天志》《明鬼》两篇,“像这样的主张我们是不能简单地拿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去评判,因为它的这一观点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其主张找到逻辑原点”我认为这段话很不错,完整地阐述了缘由。至于《明鬼》墨子展现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他的明鬼不过是整顿社会秩序的一个支点,他的学说建立在“假如”之上,假如所有人都相信有鬼神……这正好从侧面证明了他自己并不相信(墨子处处和儒家争锋相对颇有小孩赌气的感觉)。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如果说如果,那这件事估计……至于老子,很多人认为他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我对此不置可否,唯心主义学派说老子是唯心的,唯物主义学派说老子是唯物的,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就是因为他在书中并没有重视这一点,两派把老子拉来拉去颇像是自己在说自己解嘲。因此我们不能上来什么就单纯套用概念,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比方有人让猜一个东西是什么,形容词是圆圆的红红的,你猜是个苹果,但可它也可能是篮球也可能是将要落山的红日甚至是早餐咸鸭蛋的蛋黄。这点又要回归到马克思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了,尽管有不少人质疑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可他的历史理论无论如何都是影响巨大的,尽管由于时间、精力和学识的限制我还未曾有幸拜读马克思的著作。不过从平日里一些节选出来的选段就足以吸引我。他可以说是近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将历史研究从人延伸向世界,从偶然延伸向必然,从单纯延伸向复杂,从概括延伸向具体。尽管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矛盾的根本问题,但辩证否定观以及辩证矛盾观在今天也是历史研究不可能避免的分析手段。
我希望我在后文的阐述中也能围绕“辩证”二字而不脱离它的核心。

三、“法”的概念的引申
“法”是什么?
       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当这个字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开始展开一切与之有关事物的无限联想。第一反应我们会联想到“刑法”,甚至会幻想那些酷刑,炮烙、五刑甚至眼前会浮现出犯人受刑的场景。但是难道“法”的概念仅此而已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法不仅仅是刑法,就像历史不仅仅是面镜子,法是一种标准,它先于人的产生而产生,人们定“法”不过是按照这个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准则罢了。“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这句话中的法应该是作为,意为把……作为法,而这个“法”就是一种准则,人类的行为要按照大地的法则,大地上的万物要以气象规律为法则,而天又要以道为法则,道又要以客观自然规律为法则。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为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意思就是说没有法度而能把事情做成功的人,是没有的。即使很高明的士人做了将相,也都有法度;即使最灵巧的百工干活,也都有法度。百工用矩来画方用规来画圆,用墨绳来画直线,用悬垂的方法来测偏正。无论灵巧还是不灵巧的工匠都以这五种方法作为法度。又《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可见在墨子、老子以及管仲这里法是一种规则,是一种标准,是万物所必须遵守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倡人生来是自由的,不如说人生来权利应该是自由的。为什么我要擅自加上这四个字,其一,加上“应该”是因为这始终停留在人思想的理想世界中,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并非所有人的权利都是自由的;其二,加上“权利”二字是因为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自由是争对权利说的。人不可能生来就是自由的,从每个人出生的那刻起,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制度与原则就束缚着人的行为直到人死去,而自然的法则在人还未出生时就束缚着我们,自然的法则决定人的出生、成长、衰老与死亡,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这一法则履行自己的诺言。那些衰老的人用华丽的首饰,浓妆艳抹,各式各样的化妆品甚至是每周一次的美容院都无法阻止时间在人脸上划下的痕迹,即便用外表的装扮也无法掩盖内心的衰老。子贡在回答棘子成时说:“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但我们的追求仅仅是外表上的花纹吗?如果虎豹之鞟不保暖能作为外衣吗?现在工厂里制造的人造毛的质量完全可以和真毛皮相媲美,都有美丽的花纹与毛皮的触感,可它们的价格为什么依然相差甚远呢?如果用子贡的理论来解释我始终都不会明白。
       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是约束人的框架,可人永远脱离不了“法”,谁能想象失去法则的社会自然是怎样的?我们的想象力就算发挥到极致也无法脱离现实,为什么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法”的社会?答案只有一个,我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法”的时空中,我们没有片刻脱离法的约束,我们的现实中没有不存在法则的时候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对此我们没有丝毫的认知经验。
       由此我们可知自然与社会之法不是人定的,是世界所固有的,人再去修订法律,只不过把抽象概念的“法”转为了人可以看得见念得出的具体的“法”。自然法是一切法的基础。
       对于“法”从古希腊到拜占庭,从拿破仑到马克思一直作为人类的一门科学存在。从柏拉图“在一切科学中,最能使人类完善且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法律科学”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修订《法学总论》“关于神事和人事的知识,剖别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以至马克思与恩格斯“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
       我们可以看到西学中法学的地位,但东方对于法也从未忽视过。
       在先秦的诸子的著作中,“法”主要有三个用途:
其中最有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定分止争”。
《管子》曰:“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慎子》曰:“定赏分财必由法”
《商君书——定分》则打了一个恰当的比方“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知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这个比喻一模一样在《慎子》也曾出现。
《吕氏春秋-慎势》曰:“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即便是孔子在《论语》中也有回答子路诘问的一段,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的“名”就是名分,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定分就是确定名分,指用法令把人的职分与地位、财物的所有权等确定下来。

第二个作用就是规范作用。《管子》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律起到了一个标准的作用,作为一种尺度来衡量是非。

第三个作用是社会作用。从本质上来讲,先秦法家所施行的“法”因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并未脱离人治的范畴,即便是在崇尚法治的今天,法治依然无法离开人。而战国时期所流行的法家流派之所以被多数君主所接纳,不仅仅因为法家的政策可以富国强兵,更是因为法家的政治方针可以维护统治者自身的统治地位。《商君书-弱民》就展现出法家的本性“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彊,淫则弱 ;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彊。”“彊”通“强”意为强盛的意思。

四、百家争鸣的社会根源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春秋战国的剧烈变化,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社会矛盾的愈演愈烈促使井田制的瓦解和私田制的形成。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的农业社会,土地是人民生活的全部依赖。西周实行的是井田制即土地公有制,周王自称是所有土地的主宰者。《诗经》中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中载“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周王通过分封制扩大自己的疆域,又通过宗法制来确定宗族独一无二的地位
       但在西周后期,周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就开始动摇。不单单是因为周王室的衰微更因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春秋后期,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相对于原来使用的青铜器与石器,铁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恩格斯就曾指出:“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成逐渐增多,人的存活率与出生率也大大上升,而它们的上升是盲目的,又由于人口的上升与粮食的紧缺迫使人们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力,在生产水平一定的前提下,只有通过数量才能解决问题。于是需要人民不断去开垦未作为粮田的土地,在《商君书》的《垦令》一篇中就有详细的20条争对开垦的法令。
       而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则称为私田,对于这些私田,开垦的人们因为权力与财富方面的限制最终会失去这些土地,导致了社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状况,直到最后多数的土地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地主手中。相比公有土地私田主拥有不一样的自主权,收获物由自己支配,同时还可以用来交换。因此春秋时代的常常会出现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的现象,公田上杂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诗经中完完全全记载了周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过程。
       “随着私田的发展和公田的没落,原来只向公田征收赋税的国君日益感到其收入不能满足,于是就把私田主作为新的征税目标,但这首先要承认私田主的私田的合法性。春秋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如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国实行“初税亩”和“作丘甲”,郑国子产“作封洫”“作丘赋”等,都是对私田合法性的公开确认。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先是“初租禾”,后是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法律制度上涤荡了井田制的残垢。这样,井田制由“公田不治”的生产没落现象到赋税制度变革的实质,最终完成了它的瓦解过程,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先秦法家及其思想略论》
       各种原因最终促成了春秋战国混乱的政治格局导致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各国的内部政局中极为混乱。
       正是尚德者衰,尚武者亡,当然在这之前要加上条件那就是“仅仅”二字,德行和武力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作为单独的依靠。忘战尚德却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司马法-仁本第一》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徐偃王因忘战而亡国,宋襄公因尚德而毁宗庙。好战尚武的国家而亡国的国家也不是没有,夫差好战亡国于越,宋王偃射天终亡于齐,齐闵王不知为鉴吞灭宋却亡于六国联军,故《吴子-图国第一》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所以德行与武力都不值得单单依靠。而周朝的衰微也证明了“礼治”不能改变当时的社会现象,只有寻求另一种方式和途径,那就是“法治”。而新兴贵族,为避免重蹈覆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在寻找新的策略。
      不仅如此,我们通过以往经验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往往文化秩序松散,政治压力减弱的时候往往是文化最为繁荣的时候。昔日希腊城邦林立政治松散,才涌现如此多的杰出人才;而宋朝有时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可宋朝确是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在战国时期,游学之风盛行,仕官何必故乡,各国君主都广开言路接纳的往往不是本国的人才,商鞅是卫国人却仕于秦,范雎是魏国人却在秦国做丞相,吴起是鲁国人却在魏国和楚国为将,燕昭王筑黄金台发布招贤令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见《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可见在战国时期国家概念薄弱,对于文化界政治压力较弱并没有明确的法令规定学者的去留。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新兴贵族崛起,而学者也由春秋时期的贵族为主而向平民化发展。“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而是春秋孕育了战国”(钱穆《文化的血脉》)“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的治国方略矛盾。”——《先秦法家及其思想渊源》
       在这种局面下,诸子百家出于同样的考虑,即尝试如何能解决上述的这些矛盾,怎么能使国家变得强大。他们的源头是是一样,同样希望在乱世中将个人的才华发挥地淋漓尽致,以有利于天下。正如题所示百家争鸣,殊途同源。《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可能不少人因为现在留下的文献资料质疑法家和纵横家是否是以个人利益为起点,当然我不认为有人能做到绝对的无私但我不相信法家与纵横家是以绝对功利为起点的。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即王诩,在传世的《鬼谷子-决篇第十一》中说“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鬼谷子的文章文意难解所以特地查询了译文“圣人所以能完成大业,主要有五个途径:有用阳道来感化人的;有用阴道来夺取惩治的;有用信义来教化的;有用遮蔽隐匿枢机来不使人知的;有用表现出平常素素来待人的。”“阳道”与“阴道”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阳谋”和“阴谋”,韩非子在《说难》一文中就有提到“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韩非子生存年代近于秦汉,文意易解,其中指出了有些策论看似出于道德仁义但是有时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政策根本无法落实,所谓为迂阔不能行,既然不能施行百姓就无法安定,还不如另一些政策作出小的牺牲来获得大的回报,子产与吴起治理国家就是这样的,而他们的言论看似不如一些追求“道义”的策论,但是百姓于前者处获得了安定的生活而不是从后者,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仁”吧。王诩意在通过阳谋治理人民通过阴谋惩戒恶势力与老子所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何其的相似,而现在却褒赏老子而批判王诩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而法家更是有明显的证据,《商君书-赏刑》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刑法的最终目的“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田穰苴在《司马法-仁本第一》中也提到“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由此可见,法家任用刑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没有刑法的社会。即所谓的“以刑去刑,以战止战”。综上所述,我叙述这么多的话只为证明一点,即诸子百家没有任何一个流派包括法家和纵横家甚至是“拔一毛以利天下都不为”的杨朱,他们的起点绝对不是仅仅出自个人的利益,而是响应这个社会与时代的号召,从相同的起点相同的目的出发而不同的尝试而已。而现在的许多书籍放弃了辩证的眼光而采用偏狭的视角来看待,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许这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的抛弃
离经叛道者能否重新回归................. 周失鼎,秦亡鹿,闲看日升日落,坐对月圆月缺,奈何几度春秋,兴亡多是反复。 明邦丧,清国殇,笑应潮涨潮息,无意花开花落,不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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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2-14 16:24:08 | 显示全部楼层
五、法家流派的各种分类
       关于法家流派的分类一直都存在争议,与其说是争议倒不如说是不同的见解,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证据,而且他们争对的法家的属性是不同的。我又想打一个比方,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就像是我说这本书的大小比这条绳子长,我们便落入名实的圈套当中,因为我的描述是争对这两个事物不同属性的描述,争对书我描述的是它的大小,而争对绳子我描述的是它的长度。我认为历史的证明最为乏力的就是两种,一种是用事物不同的两种属性展开无意的争论,一种则是以需要证明的事物来证明另一个需要证明的事物,简单来说就是以虚无来证明虚无,比方说拜占庭关于神学理论长达数个世纪的争论,而历史的研究最需要避免的争论就是这两种
      我这么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包括关于法家流派分类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在做一道选择题,面对A、B、C、D四个选项我们在其中徘徊,最终我凭借了单选原则选择了C,结果证明我做对了,但是这能够证明A、B、D这三个选项是错误的吗?是不能的,因为前面没有指出是单选题,而对于历史这种比市场经济更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科学而言,只要你选对了其中的一个选项你都可以过关,只是后面的题型可能有所不同而已。我在这里作出一个假设,假设我选C错了,但在这能够证明A、B、D三个选项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吗?答案是不能,或许这四个选项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这是为什么呢?历史经验想告诉你可能你在之前的路就走错了而碰到这么悲剧的抉择。历史的决策和我们面对试卷不一样,它不具有唯一性,而我上述所说的正确与否的标准从来不被人们所掌握,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人都不具有判定事物正误的唯一准则,而这个准则永远只有被时间也就是历史所掌握,人现在所有作出的判断都依赖自身或者前人留下的经验,而经验则是时间与历史所赋予我们这种高等生物的。这点是我以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方式概括出来的,它看似是一个无意的理论,可当我们接触历史命题时他却成为了一个多么实用的工具。他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的发展,避免那种非是即非得观点。
      或许会有不少读者不耐烦于我上述的阐明,于是我在这里还想说明一点,我写历史课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介绍多少多少的历史知识,而是为了说明我的历史观。有多少的历史知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为核心的是科学的历史观,用孔子的比喻来说,“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那么历史观就好像这颗北极星,而历史知识就是它周围的其他星。一个人拥有再多的历史知识却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好像一个拥有杰出才能而没有端正的人生观一样,这种情况所造成结果为人所熟知。当然我不否认历史知识与科学历史观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众多的历史知识堆砌起历史观的骨架,而历史观又像控制中心一样去选择合适的材料来铸造自己。
       现在回到主题上来。法家流派的分类有许多方法,我介绍其中的三种
其一,按照地域进行划分
       法家主要出现在三个地域,这当然与它们的平民文化有关。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三晋、秦和齐。也有不少学者将秦法家归入三晋法家之中,因为秦法家中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来自中原三晋地域。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后来来到魏国(迁都大梁后也称梁国)求仕,公叔痤在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那时人们还不称他为商鞅而是公孙鞅或者卫鞅。这里还有一段类似小说的奇闻,公叔痤在推荐了公孙鞅后从魏惠王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并没有任用公孙鞅的意思,甚至还有嘲笑的态度,于是公叔痤添油加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把他杀掉免得留下祸患,魏惠王唯唯就走了,公叔痤又把公孙鞅叫到身边让他快逃。这时公孙鞅展现出他个人的胆识,说魏惠王既然不会听你的话任用我,必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掉我。
       传说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不过对于这点,现代学者通过时间与逻辑上的推算证实这点不太可能。接下来商鞅通过孝公幸臣景监前后三次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策(即帝王伯三术)觐见秦孝公(说是幸臣不一定是太监,书中没有特别提及)。后面的事情正如大家所知,开始顶着甘龙和杜挚等反派势力开始变法。之后还有著名的“徙木取信”的典故,不知道是不是古人特别喜欢小说,这个典故与吴起取信的典故何其相似,只是把主人公换了换,之后秦国就开始强大起来通姻于诸侯各国。
       韩非子更是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韩国人(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而且还属于韩国的贵族阶层(尽管没落了)。韩主要在现今河南洛阳一块地区,地处中原三晋地区。因为韩国在战国后期羸弱不堪,韩非投奔了秦国结果却被赐死于狱中。
      可见韩非和商鞅都与三晋脱不了关系,可是我依然要将秦法家和三晋法家分开,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商鞅与其他三晋法家的理论相差较多,商鞅可以说是法家里的极端分子,好用重刑,好用阴谋欺诈,好用兵这都与其他三晋法家有所不同。
      商鞅在与他昔日的好友公子昂(魏昂)对垒时使用了“诡道”把公子昂骗来,说说是要和昔日的兄弟喝酒,谈谈旧情聊聊旧事,看在往日兄弟的面子上就两国和好算了,结果却是一出成功的“鸿门宴”(尽管刘邦和项羽影子都还没出现),喝酒喝到一半直接杀掉,迫使魏国割让了具有重要作战防守地位的西河,又迫使魏国迁都大梁。
就拿三晋法家吴起来对比,他就不会这样,他一直主张用兵要谨慎,吴子好歹学于圣人之门,受到儒家的教育,其他同时期的三晋法家思想中也有很多的人都有极重的儒学思想。这主要是由于魏文侯好儒以田子方、段干木、卜商为师而又通过另一些法家臣子(吴起李悝甚至是西门豹)治理国家的原因,他们多多少少在课余时间也会相互交流也完成了思想的融合。而商鞅在《商君书-勒令》中明确指出“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弟通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六虱就是毒虫,是有害于国的,的确其中礼、乐被墨子所排斥,非兵羞战被司马穰苴排斥,但是其他的还没有人有这么大胆子明了地反对,所以商鞅是极端分子这一点不为过。也与三晋法家有很多不同。
       三晋法家是法家中最为重要的,法家学派的产生与三晋文化分不开。三晋是指韩、赵、魏一带,三晋地处中原,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争地”,《孙子兵法-九地篇》概括“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土地开阔平坦,缺少天然屏障。三晋的国家包括韩、魏、赵都是由原来春秋时期的晋国分割出去的,晋国末期权归六卿,后来范氏中行氏被四家吞灭而智氏最强(智氏原来氏为荀,为荀息的后代),结果三家合伙灭了智氏不久后又瓜分了晋国。所以三晋在战国初期都是刚刚成立的新的诸侯国,像他们的爵位一开始只有“侯”而齐国早已称“公”,楚国早已称“王”,毕竟是叛乱起家名望不好,二是因为晋国经过瓜分每个国家的土地都相对较少,所以三晋的君主压力特别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生存,有压力才有动力,因此战国最早的变法都发生在三晋地区,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赵武灵王与肥义胡服骑射在赵国变法,韩昭侯举贱臣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其中魏国的变法最早也最为突出,所以迅速成为了强大的诸侯国,而赵国韩国也紧随其后在战国中立足。而且荀况的思想有儒法家的特点,与三晋法家相似,与他受过三晋学风影响有关。
       相对而言齐法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不上三晋法家和秦法家,齐国法家中影响力较广的有管仲、慎到、接子、田骈、环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记载“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其中环渊、田骈、接子的文章都已经失传大部,唯一留下来的只有慎到的《慎子》而且其中还多有亡佚。在时间的淘洗下,只有经典的作品能够流传于世,所以《论语》《诗》《书》都流传于世,而之所以它们会亡佚不仅有世道战乱的外在原因,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也就是他们学说本身固有的价值,如果有价值人就不会不重视,重视就必然会有保存,这点从侧面反应了齐法家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三晋和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没有把他们单独列传也可说明他们的影响力,而且此时正值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兴盛,各个流派汇集,史记载“皆命为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在齐宣王时期主要任用田忌、孙膑,而齐法家只任命为一般的大夫,我们可以看到公孙鞅一到秦国变法官职就是左庶长这可不是一般大夫可比。最后一句话点明了齐宣王发展稷下学宫的目的,仅仅只是“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许多人会以为秦国自战国开始任用商鞅变法后一直是诸侯国里最强盛的,其实不尽然,齐国完全有分庭抗争的能力,齐威王时期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破强魏于桂陵,齐宣王时期继续任用田忌孙膑再破强魏于马陵,斩魏国上将庞涓,擒魏国太子,再加上稷下学宫的学术兴盛可以说是战国一霸。齐闵王时秦昭襄王还想与齐国一起称东西二帝,结果齐国后来去帝位,秦国也不敢独自称帝。像慎到、接子、田骈、环渊仅仅只是游学讲课,手上没有现实的权力去履行他们学说固然影响力较弱,而管仲则是春秋齐桓公时候的,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法家概念,《管子》也是一群齐法家共同的结晶,只因为后世将《管子》放在子部的法家类里所以才将他归为法家,不过的确管仲的思想里已经可以看到后来法家思想的影子。
其二,按照时期来分
       因为前面已经具体介绍过这几个法家人物了,这里只简要介绍。
       如果按时期来划分,可以划分为前期法家、中期法家、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指的像是管仲、子产邓析一类的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候学术辩论还未像战国时期一样兴盛,也不存在明确的具体的法家概念。对于管仲的思想我在后面的人物分述中会具体谈到。
       中期法家囊括了大多数的三晋法家以及商学派,三晋法家由儒入法,在思想方面明显有别于其他法家流派。而商学派的法家思想也比较极端,属于法家中的另类分子。中期法家主要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后期法家包括了李斯、韩非、慎子等人以及流传甚广的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与中期前期法家都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由道入法。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中的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十分深远。法家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地非常成熟,其中韩非子当之无愧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本人学识的原因,还未能来得及阅读《韩非子》。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对于韩非我实在不好发表过多的评论,不过我会在后面的人物分述中具体来讲其他黄老之学的主要思想。
其三,按照内容来分
       统一先秦法家纵横家的理论,概括起来不过只有四个字“法”“术”“权”“势”,其中纵横家中苏秦通“权”,张仪依“势”,而法家代表中往往他们的著作中都含有“法”“术”“势”这三个概念,不过他们的学说还是有侧重点。一般认为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韩非子》一书则成熟地包含了“法”“术”“势”三种。个人认为“术”与“势”的源头都是道德家。
       申不害言“术”,他认为对国君造成威协的是近臣。国君往往深锁宫门,以防寇戎盗贼,然而这对防范真正弑君取国者并不一定有用。《申子-大体》指出:“ 乱臣不难破国也”。因此,国君必须用“ 术” 来驾御群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首先国君要“ 无为” ,不轻易表明态度,这样臣下摸不透国君的心思,国君才便于窥察群臣。申不害所谓国君的“无为” ,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他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三晋法家的发展——申不害》
       申子十分重视君主独裁的重要性。
     《太平御览》引《申子》说:“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按照我的理解“术”所指的就是驾驭臣子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无为。《申子-大体》“ 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意为君主用契约来检查为官者是否按规定办事,即分职任官,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这一点在现在的政治生活中也十分重要。
       我个人认为,“术”与“势”的作用与理解其实十分相似,因此后世往往称法家人士为“法术之士”而不是“法术势之士”。
     《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荀子-劝学》中的一段“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非声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这其中慎子和荀子的理论是何其得相似。他们认为国君治理国家要有依赖,依赖什么呢?依赖的就是“势”。“势”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为人登高而招依赖了山的高度所以见者远,顺风而呼是因为依赖了风的速度所以闻者彰,而行路和过河的人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擅长跑步或者游泳,而是因为依赖了工具。“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这里就强调了“势”这种抽象概念的作用,在未加深了解时我一直以为势指的就是权势或者形势,这的确也不错“河之下龙门,其流驶于竹箭,驷马追弗能及”,而在商君书中也把形势与利益比喻成滔滔在上的洪水,面临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在我看来“势”的确含有形势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意思是依赖。如果解释为依赖所有的都可以解释通包括“河之下龙门,其流驶于竹箭,驷马追弗能及”这句话,这句话中河之下龙门,为何流动的速度快,用物理的知识来回答就是水具有巨大的势能,在“下龙门”的过程中转化成了动能,那么在水质量一定的前提下,水势能大小的决定因素就是高度,因此水依赖的是高度,只有高度才能使得水获得巨大的能量。
     《慎子》一书中言势的地方很多:
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子,而退为匹夫。
燕鼎之重乎千钧,乘于吴舟,则可以济,所托者浮道也。
     《商君书-禁使》也这样看待“势”,“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势”主要点明君主需要依靠权势来治理国家,要利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引用一段后人的话,三国时期的诸葛武侯在兵法著作《将苑》兵权篇中所叙述:“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势”主要是统治者用于维护自身统治而采用的,因为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诸如周王师败绩于郑庄公,阳虎家臣持国政,鲁国三桓结党谋私,三家分晋,田氏篡齐等等数不胜数。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在春秋战国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鬼谷子在《月去箧第十四》评论说世人为了防患盗贼把宝贝放在箱子里锁起来,可是碰到大盗把箱子直接抢去了,这等于是在帮大盗收拾宝物,所以借鉴于田氏篡齐,诸子逐渐对“势”越来越关注。
        “法”的概念和作用在前面的“法”概念的引申中已经提及,在此不再多作解释。
法家的三策“法”“术”“势”中“法”主要是争对外界限制民众,而“术”和“势”则是为君王个人所掌握。法家的思想潮流也奠定了中国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关于这点的利弊我将会在后面法家的辩证否定中提及。

六、法家人物分述
1、管仲
       管仲,又称管夷吾。《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管仲进行改革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管仲也是孔子承认的少数“仁人”之一。孔子对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与尊王攘夷的策略十分欣赏。尽管《管子》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后世法家编辑而成的而不是管仲所写,但是书伪思想不伪,其中多数仍能作为管仲的思想来看。管仲主张改良旧礼、创立新法,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经济、军事等政策,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管子-牧民-四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与要抛弃“六虱”的商鞅是完全不同的。
管仲主张要顺应民情,在《管子-牧民-四顺》一节中明确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与子产商鞅都是不同的,《东周列国志》中商鞅在回答秦孝公问题时就说:“伯者之道,必逆民情。”小说家之言不可尽信,但《商君书-更法》中商鞅回答:“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管仲虽然重视礼义,但他重视的不是礼义的教化作用而是礼义的强制作用,这是他与后来的孔、孟、荀思想的不同之处。”——《先秦法家的思想渊源》
        “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此缀以度,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管仲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准则,想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颁布合适的法令。   
         管仲思想中还含有性恶论的部分观点。他认为商人赶千里路却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吸引他。渔民不怕风浪与危险,逆流而上,长达百里也不在乎,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正因如此商鞅才会得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的结论。司马迁才会引用古语感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这就是被称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不仅仅在《管子》中是这样的,商鞅也认为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君书-算地》)。“民之于利,若水于下也,四无旁择”《商君书•君臣》。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人既然是一种动物,就必然与禽兽有着相似的生存方式,养过动物的人都会了解有许多品种的动物例如斗鱼只能养一条在鱼缸中,这就是因为生物好利恶害的本性。鱼群会随着季节的变化食物的充裕情况而洄游,羊群则会离开草源不丰盛的地区而去寻找更充沛的食物,人也是一种动物,有着大自然赋予的生存的本能,所以人不可能不追求利益,利益在哪里往往人群会拥挤到哪里,这是人们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哪天股票涨了一堆人跳进股票市场,哪天房地产攒钱了投机商就会去投机房地产,追求利益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本能。我从根本上反对禁欲主义,因为禁欲主义过度而且无理地抑制人类的天性。打个比方来说,人类的欲望就如同洪水,如果像大禹治理水灾那样用疏通的方法,那么欲望永远只是涓涓细流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像鲧一样采用强行堵塞的方法,那么河床会越抬越高,所积累的“势”也越强大,人不可能永远禁锢自己的欲望迟早有一天会爆发,而这时人类的本能与天性才展现它令人畏惧的一面。尽管本能本身就具有相当严重的滞后性,但这绝对不是人本能与天性的错而是人自身的错误,所有不好的结果是由于人的内因,而外在因素仅仅是构成了条件而已
2、子产邓析
      由于时间、精力与学识的限制,笔者没阅读过春秋左传,对于子产与邓析的了解甚少。仅有的了解都来自于《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以及左传和其他一些资料中的碎片。
      郑昭君在位时,国乱,上下不和,大宫子期推荐子产为相。仅仅治理郑国一个月就实现了“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两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去世,青年人老年人和少儿都为此嚎哭,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子产是郑国贵族,晚于管仲而与孔子同时。听说子产去世的消息,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子产最有影响的就是“铸刑书”。他将刑法条文铸于鼎上示众,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子产主张治国应宽猛并用,然以猛为主。《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习之,则多死;故宽难。”
邓析是郑国大夫与子产同时也是同事,邓析主张“竹刑”比子产的“铸刑书”更进一步,更加注重法律成文,为的是将自然法即“礼”变成现实的成文法律。
       而且邓析还有一种两可论的观点,与现在所说的辩证有相似之处,他可以称的上是中国最早的律师。
      《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这个故事中邓析俨然就是现代律师的口吻。我相信如果在现代,他一定是一个吃香的律师,只可惜在注重礼法的春秋成为了牺牲品,《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于是子产为平息众怒只好杀死邓析并陈尸于众。
3、子夏李悝吴起
       一看到题目可能马上就有很多人会产生疑惑。子夏即卜商,是孔子文学类的弟子,精通各种文化典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在孔子的弟子之中,最重视“礼”的就是卜子夏。本身就有一种看法认为法是源出于礼,礼即自然法,法则是成文法。卜子夏十分长寿,多多少少对魏文侯、李悝、吴起产生了些许影响。《史记-儒林列传》就记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禽滑厘不是墨子的弟子吗?笔者疑惑,难道拜两个师父还是太史公记载有误?)但可以确定的是子夏对于儒学经典如《诗》《书》《礼》《易》的流传与解读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点就是他的的确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三晋法家。
       李悝,这个人物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多次出现,他是历史教材承认的战国第一开始施行变法的人物。尽管他在教材上的名气很大,但由于时间长久文化典籍的亡佚,我们发现这个人物出现的次数十分少,关于他的资料十分有限。
       据说他著有《法经》六篇,甚至有记载说商鞅离魏去秦的时候就带着这本《法经》,《法经》共有六篇,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原文已经完全亡佚,只留下了标题,不过仅从标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悝是个认真讲究实用的人。
        对于李悝的身份,一直都有怀疑。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李悝是否就是李克,尽管《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分列李悝和李克的著作,但历代学者一般都把两人看做同一人。仅仅留下的事迹只有魏文侯来问他谁当相国好的时候,他直言回答说翟璜不如魏成,其他并无记载。只能从后世的评论中来推测他的政策。
      《汉书•食货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其一,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认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这点几乎是后世变法几乎都有的一个项目与后来战国惠施在魏国的改革相似,惠施的原则是“去势”,意为废除长期以来的贵族特权,为国家政治注入新鲜的血液。
其二,李悝主张“尽地力”、“平籴法”。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此法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历史上对李悝的变法多含赞许态度,《晋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受之以相秦”,而“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之”指的就是李悝的《法经》。

       吴起这个人物被世人所熟知,但是他一出场,所有人都会联想到“杀妻求将”的典故,按照郭沫若在《述吴起》的看法,杀妻求将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的,我也认为这个典故的可信度不高,吴起好歹授业于圣人之门,曾拜曾参也有可能是曾申为师,尽管后来被逐出师门。而且从后来《吴子》中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儒学观念很重的人,而且只要仔细想想杀妻求将根本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尝试,更有可能的是只是当时有些人的细说。
       吴起身上的成分十分复杂,被公认为儒家、兵家、法家,甚至还有人考察他也是一位史学家。但吴起善用兵肯定是事实,《韩非•五蠢篇》:“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汉书》中称“孙、吴、白、李……”“孙”是孙武,“吴”是吴起,“白”是白起,“李”是李牧,这四人都是战国时期(孙武算是春秋后期)杰出且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四人中孙武,吴子都有兵法传世,据说白起也有兵法可也不完全确切,在此我保留意见。吴起被翟璜举荐当上了西河守,西河险固为军事要地,西邻强秦。
       武侯曾对吴子说:“西河多么险固,真是魏国的宝贝。”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吴起的儒家思想。
       《吴子》一书流传下来共有六篇,分别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如果说《孙子兵法》的核心是“虚实”,《吴子》的核心就是“励士”。
       《荀子-议兵》一文中有句为人所熟知的话“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战国策-魏策》中就有提到“吴起余教”,什么是吴起余教,就是吴起创建的魏国“武卒”,《荀子-议兵》中有提到魏国“武卒”的编制方式:“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吴子-图国》中也有记载“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尽管和诸葛武侯《将苑》中的一段几乎一样)
       由此可见吴起是魏国“武卒”的创始人,而且从“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也可以看出吴起是征兵制创立的先行者。
4、商鞅
       商鞅的事迹已经在前面的秦晋法家的分类中详细描述了这里就不再展开。
       商鞅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法。其中有几点在法家中最为独特也对后世影响很深。
其一,商鞅重农轻商
从《商君书-垦令第二》“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可以看出商鞅主张重视农业轻视末业,主张提升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限制商人权利加重末业赋税。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或者说是民族它最初的观念离不开地理环境,这就要牵扯到历史地理学了。中国占据了亚洲的大部分,东有渤海、黄海,南有南海,北面是茫茫的西伯利亚草原,西南面又是直到近现代才被翻越的喜马拉雅山脉,而西面又有漫漫无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所有的条件使得中国在近代航海技术发达之前免受外族的肆意入侵,正因为这些天然屏障才使得中国免于像埃及中王国一样被西闪族喜克索斯人入侵,也免于像西亚一样被各种各样的蛮族蹂躏,不过往往它的作用是两面的,这也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西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在中国古代从未被穿越,诸葛亮在《将苑-北狄》中提到“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自汉代和亲以来中国从未在北面的边界做过什么扩张的尝试,顶多是自卫。唯一的两条路线就是向西穿过漫长的沙漠以及向东面南面依靠船只横渡。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希腊进行对比,希腊多山区地带,土地贫瘠,这就不得不使希腊人放弃在本土的农业,而希腊的地理位置扼守欧亚交界被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包围,东面是广阔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却被波斯帝国占据,这一切的条件迫使希腊人不能不从事海上贸易与殖民生意。而中国的土地平坦广阔,拥有广阔的耕地空间,所以民众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从事其他的行业。总的来说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国重本轻末,重农轻的传统观点。这一点在商鞅之前早已有之,《史记-晋世家第九》中写“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尽管这是对曲沃与绛的斗争发表的看法,不过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中国重本轻末的思想。
       与商鞅不同,管仲同时注重农业与末业,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管子》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这是对市场的理解。《管子-八观》又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此外管仲还销山为钱,煮海为盐,其利通于天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贱者而居之,以时贸易,为女闾三百,以安行商并且希望士农工商安于自己本行,这与商鞅希望所有人民成为农民完全不一样。

其二,商鞅主张将盐铁、山林、池沼的利益收归国有,一是为了控制这些把握国家命脉的物资如盐铁,二是为了扩大国家的利益,三是为了防止商人哄抬物价,四是为了使得更多的人民转业成为农民。由于对于经济上了解的不足不多作叙述。

其三,商鞅独特的军事策略
       除去讲述秦国官爵制度,民爵制度,刑赏制度以及部队编制以外《商君书》中系统讲兵法的只有三章,分别是《战法》《立本》《兵守》,商鞅的战术思想尽管在现在很常见但在那个时代十分独特,在那时往往认为战争的主导者是将领,主导战争成败的是战场上的应变,许多兵书都将将领的才能作为叙述的主体,如诸葛亮的《将苑》,大部分都在讲将领的要求,如《武经总要》开篇就是强调将领在战场中的主导作用。
       而商鞅不同,这点在书中明确指出。商鞅注重的是“本”,“本”也就是政治。《商君书-战法第十》:“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这完完全全就把将领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他的想法与孙武相似,重点都在于政治、军备、战争策略而不仅仅是战术和战技。而往往历史上的战争贩子都是轻视这一点的,他们总相信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可以力挽狂澜改变一切,然而现实不是他们的梦境,他们必然也会为其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5、老聃慎到申不害李斯韩非子
       想到老子,立刻会出现一个白眉长髯、仙风道骨,手持拂尘头戴紫云冠的仙士的形象,这多半受到东汉时期张道陵创建道教的影响。道德家尊老子为创始人,而道教则以老子为天尊,神话故事里的太白金星就是他的形象。
       老子不仅仅影响了道德家和道教还深深影响了法家以及后世的政治制度。
       我在前面说过,许多法家都是由道入法的,这点尤其在黄老学派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其实法家和老子在《道德经》中体现的思想有很多相同之处。可能很多人会感到诧异,认为道德家和法家是猴马不相及的两个学派甚至是有对立思想的。但我绝对不是信口开河。
      《道德经》:“不尚贤,使民不争。”法家总体来说是排斥尚贤的(除了部分齐法家和三晋法家),而主张尚贤的则是墨家和儒家。慎子就表达了不尚贤的观点“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在这两句话中老子甚至认为人要除去圣、智、仁、义、巧、利。《商君书-农战第四》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相似点。
       《道德经》又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治国的目的在于使得民众“淳朴”,所以老子才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里面其实有着明显的弱民思想,通过去除民众的个人品质以及感官欲望来实现无为的统治。以实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言“民愚则易治也”。其意也想通过民众的“淳朴”来实现长治久安的统治。
       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完完全全被黄老所吸收,“黄”即为黄帝,“老”即为老子,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主张是推崇老子与黄帝。而其思想核心即为“无为”和“刑名”。《道德经》一书中多次提到“无为”,认为“无为”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法。“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而在慎到、申不害、李斯、韩非子的思想中都有无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首先国君要“无为” ,不轻易表明态度,这样臣下摸不透国君的心思,国君才便于窥察群臣。申不害所谓国君的“ 无为” ,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他说:“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据《韩非子-难三》记载,申不害主张“治不踰官,虽知不言”.即分职任官,各司其职,互不干涉。《慎子》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
        比如“无为”这个思想吧。孔丘也讲“无为”。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种“无为”,其实就是儒家所谓“德治”。道家所说的“无为”是消极的无所作为。法家则与前两者根本不同,他批判了儒家的德治,同时改造了道家的无所作为,把它改造为统治者依靠法、术、势,自己无为臣下有为。这是“无为”这种思想的几个转变,慎到的思想则是从道家“无为”到法家“无为”的转变中的一个环节。 作为道家的一个思想家,慎到把杨朱的“重生”的思想及处世的方法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出“大道”这个观念。又把这个观念改造成为论证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哲学根据。由此,他就从道家分化出来,成为法家。这种转化完全是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所造成的。——《慎子》中的慎到思想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据说有口吃的毛病,不过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口吃的毛病使得他更注重实际理论而放弃言辞的藻饰,他可以通过著书立说来阐明自己的思想。后世周昌和邓艾都有口吃,而周昌却官至御史大夫,邓艾则攻灭蜀国。
       据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自从韩国三家分晋之后尽管申不害的变法使得韩国强大过一段时间,但是韩国可是说是战国七雄里第二弱的国家,地处宛洛土地四通八达,没有什么防守的要塞,又处于四战之地,新郑距离魏国都城大梁很近,魏国常常会突袭新郑,而西边又有强秦,秦国在秦昭襄王时期的战争策略多是争对韩国的,范雎、樗里疾、干茂、张仪的策略都以分割韩国为先。韩非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国强兵的计策,由于外在秦国的压力未被采纳。于是当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而一面又期望秦王能够重要自己。但是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最终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法家之大成,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
另外《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寓言,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等等。
      至于李斯本无更多作品传世,我不够了解,如果在这里展开只会给人有拾人牙慧的感觉。

七、法家人物悲剧的结局及其原因
1、吴起穿心
2、穰苴愤懑
3、邓析陈尸
4、商鞅车裂
5、韩非鸩杀
6、李斯五刑
       “孙、吴、白、李皆受诛于身前”,孙武至今死因没有定论,但吴起、白起、李牧的确死于非命。吴起曾在鲁国、魏国和楚国为官。第一次在鲁国击退了齐国入侵的军队但由于多种原因吴起并为能开始自己的仕途,他看到招贤令后来到魏国并被翟璜举荐驻守西河,司马迁认为他刻薄少恩是不全面的,吴起爱惜士卒,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这不代表吴起信奉鬼神,而是他对战争表示慎重,尽管他不信奉鬼神,但百姓中会有不少人信奉鬼神,这样他可以让他的人民和士兵了解到他是在乎他们的性命的。吴起的性格高傲,他曾和田文(不是孟尝君)论相,他对田文当上相国表示不满,认为自己的各方面能力都在田文之士,尽管最后吴起虚心接受了,但还是可以反映他高傲的一面。魏武侯在位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受到谗言而逃亡楚国。也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变法触犯了贵族的利益所以在楚悼王死后被乱箭射杀。

       据一些史书记载,司马穰苴是齐景公时期的大司马,晏婴在“二桃杀三士”之后向齐景公推荐了司马穰苴。尽管这个典故的可信度不高,但的确司马穰苴在上任大司马的第一天就以不明军令的缘由诛杀齐景公的宠臣庄贾,按照一般人的心理,就算表面不发作但心中多少会留下芥蒂。而后来齐景公多次在宠臣家喝酒路过大司马的住处也希望进田穰苴的家却被拒绝了。
       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单单如此,以齐景公的肚量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事而去罢黜田穰苴。更是因为宗族间的斗争,司马穰苴氏田,是陈国公子田完的后代,他的前人在齐桓公时来到齐国避难,从此在此扎根。而齐景公时期田氏宗族的势力很庞大,尽管穰苴是庶子但也使得田氏宗族的势力更加庞大。而鲍氏、国氏、高氏十分忌惮,高、国一直是齐国的世臣,地位十分稳固,而鲍氏则是鲍叔牙的后代。三个家族共同进谗言,所谓“三人成虎”也不由齐景公不信,最终废黜了司马穰苴。这更加激化了田氏宗族与其他三个世袭大夫世家的矛盾。《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可以说司马穰苴是死于家族间的斗争。

       邓析的死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导致是非无度,郑国大乱,民心哗然。《荀子-非十二子》中写道:“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乱,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离经叛道者能否重新回归................. 周失鼎,秦亡鹿,闲看日升日落,坐对月圆月缺,奈何几度春秋,兴亡多是反复。 明邦丧,清国殇,笑应潮涨潮息,无意花开花落,不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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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八品上给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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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2-14 16:25:06 | 显示全部楼层
商鞅车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在这种时候商鞅居然还去问赵良自己和百里奚谁更为贤明。从个人角度来看商鞅性情暴躁、刻薄少恩,这些都可以从商鞅重刑还欺骗魏昂中看出,而他却自得其乐自比于百里奚,一般来说春秋战国的士人自比于前人都会说自己不如,即便后人看来后者超越了前者,而商鞅对此一点也不谦虚,可见其人傲慢恃功。
      其中赵良的话完全可以看成商鞅悲剧下场的分析,“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蓄祸也”,因为他在执法时得罪了太子及其党羽才会当太子即秦惠王嬴驷即位时试图除去商鞅,因为他屠戮百姓,所以人民都不爱戴,因为他欺骗好友魏昂,所以魏国人才不会接纳他,而他又“南面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所以他的下场也很好理解。

      在法家人物里面最值得同情的就是韩非子,他是集法家大成的人却没有能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他曾经还总结过前辈法家死难的悲剧,也因此有感而发创作了《说难》可终究没有逃离法家的厄运。
      乍看下来,韩非子的死全部由于李斯以及其他秦法家的妒忌还有嬴政无法包容士人的狭隘的心。其实也有他自身的原因,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国家概念,但是作为使臣的他却想要在秦国谋得官位而抛弃自己原来国家的责任。而且他的学说尽管和秦法家都属于法家范畴,但是依然有很大区别,而他在秦国公然挑战商学派的权威,他的死也是不难理解的。

       《盐铁论》中桑弘羊称赞李斯“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公侔伊、望,名巨泰山”。李斯这人很有意思,他由一个小吏爬上了丞相的位置,可以说最后秦国的统一也有他一半的功劳。《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记载李斯的儿子都娶了秦公主,而女儿都嫁给了秦公子,他一次过生日,看到门庭前车骑数以千计,很多人低眉顺眼地来向他祝寿,这时候他叹息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老子也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事物哪里有长久存在而且永远不衰落的啊!蔡泽在劝服范雎的时候引用古语“日中则移,月满则偏”,事物发展到了极限哪里不会衰败呢
       历史教材所谓的“黄金时代”是多么的吸引人的眼球啊!可是人们看到黄金时代背后是什么?是衰败。古希腊的民主黄金时代是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但仅仅是前期,后期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半岛沉沦于战争与瘟疫的苦海中,在此期间伯里克利也痛苦地病逝,然而历史教材上却只告诉你什么是“黄金时代”,而不告诉你它背后的悲剧。我一向来对于有些所谓学者的删节做法感到尤为厌恶,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删去,理由仅仅说是里面的内容消极思想沉沦。天呐,那还是完整的故事吗?只有顶峰没有衰败,这就好像一个人成长与衰老共同组成人的一生,难道就因为老年注定要走下坡路就放弃这段生命吗?这难道是完整的一生吗?所谓功成身退,范雎和蔡泽做到了,李斯认识到了,可却没有做到。
       而且李斯还嫉贤妒能,接连以阴谋和谗言害死了韩非、扶苏、蒙恬等人。最终却玩不过一个小小的赵高,他的死也是备受后人争议的。

       我上面对于六人的论述多处于个人角度,从社会角度而言,法家是提倡变革的,是提倡进步的。自然和历史本身是追求发展和进步的,但是却又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阻止变革的力量。我就突然想起我们刚刚学过的楞次定律以及不久后要学的简谐运动中的回复力。我始终相信各门科学最终是可以获得统一的,他们都是属于自然与社会的,其解释必然也可以一直追溯到自然最为原始的理论。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定律是具有相似性的
      法家流派面对历史的洗涤要承担更多的压力,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而责任同时带来了危险。法家主张废除春秋乃至更以前的制度,废除包括井田制、分封制、贵族世袭制等多种制度。而上述的制度是使得很多人获得利益的制度。我始终相信没有共同利益的人无法永远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而这种反动势力又是异常地强盛去阻止这种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必然要付出牺牲,一个人不付出牺牲就去妄想获得是不切实际的,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它的发展必然要很多人的牺牲、努力与尝试,还记得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发出的感叹吗?“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大量的木材就是代价与牺牲,而赢得的仅仅时一小块的煤,不过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也是值得的。
      楞次定律中指的是“阻碍”而非“阻止”,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即便历史有他的惰性异常的顽劣,但是前行的希望不是没有,希望总是会有的。
      而这种历史的责任感更给法家人物悲剧的历史上增添了浓浓的一种悲壮色彩。

八、对于法家思想的辩证否定
       如果要讨论学习历史的人与其它人在思维模式上最大的不同,估计就在否定观上了。相信能有缘而且有毅力读到这里的读者通过我在之前的文字以及认识到些许历史逻辑思维与平常我们思考问题所用的逻辑思维的巨大不同。而否定观则体现的最为明显。
       在否定观上,彼此间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同,这一点不足为奇,我也期望能保持一颗“求同存异”的心来探讨问题。尽管我们在政治课程中已经学习过了否定观,甚至有些人都可以把它熟练地背下来。但是简单机械地背下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就可以更正我们以往偏颇的否定观吗?显然是不能的,我们究竟有多少将辩证的否定观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去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出现在我们面前许许多多的问题以及抉择呢?这是我至今为止仍然怀疑的。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什么简单的科学只需要简单机械地去背诵或者套用公式就可以完全解决。“学以致用”,我们现在要敞开自己的心扉,对着历史与心灵的镜子问问自己学习到的东西究竟有没有达到“致用”,如果“致用”都无法达到那就无须谈更深入的层次了。
       几乎和课本中出现的否定观差不多,但我会举出更多的例子加以佐证。学习就应该是化繁为简,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过程。辩证否定是事物自身在否定自身,而不是外物。在哲学课本中称呼为“扬弃”。何谓自身否定自身,就是事物本身在发展,通过时间一步一步地完善自身以适应于当前的环境。就像我在前面引用的中国近代学者钱穆的话,“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而是春秋孕育了战国”。这说明了战国与春秋不是互相独立甚至是敌对的个体,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春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战国,而不是战国突然出现干掉了春秋。战国只是春秋的一个新的面,在战国斗争与矛盾比春秋更甚一筹,而矛盾的形成也是为了最终历史的发展。简单的来说就是春秋发展成了战国。这点很好理解。
       以下我将对法家的三个影响方面进行辩证否定。用简单的三个词语来概括就是专制、战争、变革。
       第一个方面就在于集权与专制。无论西方人如何厌恶专制,但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古代中国相比。尤其是在明代与清代,皇权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法家是支持君主专制的,我这么说都是有证据的,《申子》曰“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韩非子-人主》“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总结法家的“法”、“术”、“势”,我们可以非常明晰的看到,它们完全以君主的利益为依归,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立言,是典型的君本位理论。从秦朝开始确立的封建专制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国门被打破为止。
       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说是一个近代产生的词汇(古希腊的民主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民主),对于这样在近代世界生产力发展下的必然产物,他充分体现了他的优越性,将人与人的观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的产生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断渴望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身份的条件下产生的,在近代的时代大背景下它明显优越于决策孤陋权力集中的封建专制制度。它取代封建专制成为了时代与历史的一种必然。
       而21世纪今天的我们,我们深受民主观念的熏陶,而当我们回首看过去的历史。黑暗、专制、封建、迷信等等一系列的形容词似乎就是为过去准备的。于是我们将民主吹捧上天,而将历史上的专制狠狠地打入地狱。对于现在的我们自然追求民主,但这并不代表完全否定过去专制的历史。专制作为一种社会形式长期存在于过去,说明它自然有它过去存在的理由。而他终究被民主所取代这以事实来证明了他的局限性与他和近代社会的不可兼容。但是这不意味他过去几千年的存在都是在错误地存在。奴隶制度取代了原始部落,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制度,近代的民主制度(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资本主义)又取代了封建制度,至于人类在未来还会接受怎样的社会洗礼,我不知道,也难以预料到,那么其实古人也是如此,他们难以预料到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与环境。难道就因为它被取代而就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单单用现代观念来思考历史,将会看到一个灰色的没有意义的历史,而以此方法看待历史的我们的后人也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生存与所作所为是没有意义的,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非如此。古代政治与军事一直动荡不安,相比中国而言欧洲更胜一筹,德意志诸侯割据分裂,教会爪牙遍布欧洲大陆,对于混乱的局势而言历史需要专制,需要一种有力量的专制,去控制住肆意增长的宗教势力、混乱的政局以及野心勃勃的各路诸侯。于是它就会应运时代而生,腓特烈二世、俾斯麦、威廉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因而名垂千古。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央权力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减少了叛乱,增强了中国的内聚性,促进了各地的商贸流通,也在一定条件下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在那时“王权”象征着稳定和繁荣。我们可以看到法家在战国体现出的价值和地位。相反,我们也可以在过度专制阴霾下的中国艰难地面对近代的革新。这是因为在错误的时候用这把双刃剑刺向了自己。
       在我看来民主和专制是同一种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他们的存在适应于他们所应处的环境与条件,而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不断地完善以跟随时间的步伐,所以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一种。在我看来,存在即有实现价值的潜能,而存在过则必定有它特定的意义。以上的言论不代表我对专制和民主的绝对判定,我只想说明这样两个观点——“要避免以现代观念去对部分历史进行阐释和理解”与“某样事物在不同时代所体现出不同意义” 。
       与老子所说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同,法家好用兵,甚至还想要达到“以兵去兵”的境界。的确法家的穷兵黩武加速了秦国的灭亡。秦国为了攻打百越修建灵渠,为了方便士兵到达全国的任何一个角落而大修驰道,为了防卫匈奴修建长城并且派遣蒙恬北却匈奴,而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日费千金,还导致了民心思变人民流离失所。但我们又要想如果秦国不以强兵征服六国统一中国会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各方势力的割据持续下去会怎么样呢?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货币,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乃至于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相似性则是获取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主要途径。难道会有人寄希望于各个裂土称王的国家联合形成一个邦联吗?而事实上,如果不实现统一,那么七国之间的斗争一定还会持续下去,而秦国的统一则是以此来实现天下无兵(尽管没有实现)我们可以看到成汤周武也都采用的是武力的方式,他们的方式比秦国的统一方式更值得推崇。周武王在伐纣之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在这其中汤武的征伐完全起到的是拨乱止战的作用。
       但是现在有不少人单一地认为战争是不好的,是人类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的确,我们可以看见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它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使无数无辜的人命丧黄泉骨随百草,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同我前面的叙述一样,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战争也不例外。战争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没有人为了战争而战争,战争的产生是因为有着迫切的利益需求或者是两者以及更多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了无法再忍受的地步。
       借助于刚刚学过的电学,我们可以把矛盾比作雷电,如果高大的建筑没有避雷针,雷电的能量就会越积越多直到发生火灾,火灾就好比战争。如果说矛盾是埋下的炸药,战争只不过是爆发的一瞬间,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埋下如此多危险的炸药。但有时火灾并不是不无裨益的,就像森林中的火灾,雷电引发了这场火灾并迅速绵延开去,因为有许多枯萎的植物可供为燃料,在一场彻彻底底的森林大火之后,开始森林看上去完全失去了活力,但再过五年,再过十年,人们往往发现森林长得远远比曾经更加茂盛。因为在那场大火中烧毁了过去腐朽的植物化为了肥料,一场大火使得富有活力的却被压制的植物拥有了自己的空间。同样相似于人类社会,战争则是在矛盾不可调和的状态中一种激烈的矛盾冲突的表现,有时它会在无意中给历史注入新鲜的血液。
      而当多数人在真正意义上认识到战争对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适用后,它则是被人类所抛弃了。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许多人更喜欢让自己处于一种旁观的状态因而无法理解战争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现在人们应该也是必须承认战争对人类的危害,但同时也要承认它过去存在的意义。如果今后战争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从此消失,那么不是什么力量消灭了它,而是它自身得到了最终的完善即实现没有战争,是它自身否定了自身维持这种状态的理由而适应于新的环境。

      我不知道对于革命和改革,其他人究竟在内心深处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因为我无法仅仅通过平日里未经大脑思忖就脱口而出的话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更多是因为环境的渲染,在我们的心中可能这两个词语都是具有褒义性质的。甚至会有人认为他们的存在永远是有利于人类的。
      我是想说的确社会时时刻刻都需要更新以更适应于自身所改变的环境,由此才会存在革命和改革。它们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的需求是迫切而紧急的,就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但有时会因为过度激烈而蒙上激进的阴霾;后者则是社会时时刻刻都需要做的以改善过去留下的却不适用于当今的制度。从根本上人类都需要它们,但往往需要的是它们正确的引导作用而非相反的。尽管有些改革的方案是多么的吸引人,开出多么优厚的价目条件,可有的时候它反而会将人类引导向与我们想象中相反的方向。
       就比方说王莽新政、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文革时期的人民公社运动。对于王莽新政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古时候的史书都将他绘成一个伪君子的形象,而近现代史学无法相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图的材料。于是王莽的形象逐渐转型成为一个变法失败者。避开模棱两可的第一个问题不谈,后两者的出发必然是向上的,想要实现人类社会目前为止的终极目标。而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从未在真正意义上施行,而人民公社运动甚至给中国现代历史带来一场浩劫。这是为什么呢?看似美好的出发点,看似美好的愿望,看似完美的计划与方案。我听说如果没有外界环境构成实现该种变革的条件,贸然不合时宜地行动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因此不仅仅要考虑的是变革的目的,还要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此就要转变我们平时看待问题单一的角度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先秦发家思想渊源》。
      但是法家也有其明显不足的地方。法家过度推崇君主专制在中国扎下了过深的根,导致中国即便步入了近代却依然没有想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念头。在其中君主专制就起到了最主要的阻碍作用。尽管现在历史教材中有提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但我认为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因为西方有希腊罗马民主意识的根而中国没有,如果说有一定要上溯到上古的禅让制了。很多“爱国”学者都相信即便中国没有被三桅帆船敲开国门也可以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对这种历史假设不置可否,但我认为至少要延长几百年。其次法家过于迷信法律,而不了解法律的局限性,在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它无法脱离人治,而法律权力的集中更导致了统治者对于权力的滥用而丧失了被统治者与统治者间原本存在的契约关系。
       不过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但法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
       而在我看来法家犯下的最大的错误,那就是焚书坑儒。这种独断的行为完全是属于对于反对者过激的反应,多多少少也导致了后世法家遭到了众多的学派的围攻。对于现在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对于反对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难道我们的目的仅仅就是实现消灭对方,唯我独尊吗?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获得长足持续的进步而非昙花一现。前段时间我在看到不喜发的《记住,持不同意见就是爱国》心里颇有感触,引用其中的一段话“真理不是唯一的、永恒的,没有人能够穷尽真理,对不同的信仰最好采取宽容态度,判断是非的终审权只能留给上帝,这就是洛克他们所说的宗教宽容。引申到政治生活,反对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或者包含正确的成分,也是应该包容、值得尊重的。宽容并不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情,但确实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突破,也是自由主义的一大贡献。由此可见,反对派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法合理的。”而秦法家没有做到这点,他们对于自己理论的地位过于苛求,因而走向了更为极端的路线并最终走向毁灭。
九、余论
       通过上述文字我已经基本讲完了在我所拥有的知识基础上个人对于法家的看法。所有的历史都是近代史,对于我们而言历史不仅仅是面镜子,但它往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一面镜子。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甚至是现代社会的影子,而这一点正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以及叙述,人类获得的直接经验就无法通过文字的形式更好地保存下来,因此我们也无法从历史中获得那些我们感到疑惑的问题的答案,人类的经验更多是由间接经验所组成,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而历史则记录了整个时代的经验供人们参考,这难道不是最为重要的吗?
       在文中包含了不仅仅是我对先秦法家的看法,还有许多我对历史的看法,对于我而言,后者远远比前者来的重要。可能会有人感到疑惑,红色字体是做什么用的。我回答红色的字体是整篇课题的思想核心,黑色的字则是围绕着主题展开的论述,如果读者没有耐心看完黑色字那也一定要看完红色字。尽管红色字不完全是围绕着先秦发家展开的,但始终是围绕着历史逻辑展开的。而历史逻辑远远比先秦发家的内容来得重要得多。
       我在文中引用了不少的第一手材料,材料来源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编撰的《战国策》,桓宽编纂的《盐铁论》,鬼谷子王诩的《鬼谷子》,可能为吴起所作的《吴子》,流传下来的《诗经》,慎到的作品《慎子》,墨子的作品《墨子》,儒家弟子整理的《论语》,荀况的作品《荀子》,申不害的作品《申子》,韩非子的作品《韩非子》,齐威王下令整理的《司马法》,可能为商鞅编著的《商君书》,齐法家搜集整理的《管子》,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以及诸葛亮的兵法《将苑》,也有不少我认同或者不认同引用为反例或者其他证明的语句,我都一一列出其来源,或许这会使读者在阅读上更为麻烦,但我只想说明一点,我这样写绝对不是信口开河都是有材料作为依据的。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思想的范畴永远超越不了时代,历史对于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永远无法超越材料,所以我认为列出我的材料也是必要的。
       由于个人时间、精力以及学识的不足,其它有很多有关材料没有来得及阅读,像《韩非子》《诗经》《论语》《盐铁论》也仅仅是阅读了里面的一些重要章节,所以不免会产生一些偏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想法。我也希望能读到这里的读者可以与我探讨这个话题。

       最后以《东周列国志》的开篇词作为结尾


词曰: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天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离经叛道者能否重新回归................. 周失鼎,秦亡鹿,闲看日升日落,坐对月圆月缺,奈何几度春秋,兴亡多是反复。 明邦丧,清国殇,笑应潮涨潮息,无意花开花落,不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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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6:53: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学生能写这么长的文章,听了不起的。
读书无用,凡事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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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

历史年表馆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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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7:38: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不错,看看!
http://tieba.baidu.com/f?kw=%bf%c2%c4%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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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8: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了一半 先说2点想法~
一个是关于铁器的运用~
似乎现在一些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农具还是石器的~
铁器并不普及~青铜器太贵了~无法普及~
这个过程一直拖到魏晋时期才解决~

第二个是关于秦~
这个帝国在崛起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要崩溃的~
因为 他采用了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种 军国制度~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大部分都与战争所得直接挂钩了~
也就是说 基本上 这个国家必须不停的开战 扩张 再开战 扩张~
比起著名的军国 斯巴达 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类似制度的是 马略改革之后的罗马  奥斯曼帝国  以及商鞅之后的秦~
他们都扩张到了所处时代的扩张极限~而后或缓慢~或迅速的崩溃了~
因为 扩张一停止~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就无法健康下去了~
西方成于希腊罗马~立于十字基督~醒于文艺复兴~霸于产业革新~东方成于三皇五帝~立于秦皇汉武~昧于程朱理学~惑于精神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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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8:43:01 | 显示全部楼层

回 6楼(赫尔姆斯) 的帖子

MS有点悲剧,中国直到唐朝才普遍使用耕牛铁犁,因为今晚我才刚刚翻了翻雪藏已久的简明中国古代史。

秦的悲剧就是扩张成功阻碍了国家转型需要。

罗马似乎不算穷兵黩武,奥古斯都时开始转入防御为主,扩张为辅。而且罗马挺长寿的。

我觉得唐玄宗时的中国更像秦,君王好大喜功,四面出击,疆域是扩大了,但是当国家资源无力维持这个局面时,崩溃也快。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蛮夷槁街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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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8:49:55 | 显示全部楼层

回 7楼(猪猪爱漂移) 的帖子

罗马虽然后来开始采取守势~
但是 禁卫军干政~是一个巨大的后遗症~
罗马内战 往往是几个巨头同时并立~也是马略改革留下的病根~
因为这些人手里都有客观的军队了~
西方成于希腊罗马~立于十字基督~醒于文艺复兴~霸于产业革新~东方成于三皇五帝~立于秦皇汉武~昧于程朱理学~惑于精神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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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4 19:16:12 | 显示全部楼层
"而周朝的衰微也证明了“礼治”不能改变当时的社会现象,只有寻求另一种方式和途径,那就是“法治”。"

对这个观点持不同看法。中国古代一直都是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维系整个封建秩序靠的不是法律,而是宗法礼序,君臣秩序。朱元璋对法律可谓最推崇,他将所杀过的人的罪行都编成大诰,颁布天下,甚至规定了,如果百姓犯罪,其家中有大诰就能减刑一等。可悲剧的是大明的法律很多时候只是空文。法律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法律规定所有人的住宅都必须遵照朝廷规定的规制,可有多少人遵守了?法律规定学官无须向督学官跪拜,海瑞依法行事的行为却成了异类,惹得督学官大怒。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蛮夷槁街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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