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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史] 【转载】[近代风云]天朝海军——揭秘北洋舰队为什么打不过联合舰队(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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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30 12:04: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载】[近代风云]天朝海军——揭秘北洋舰队为什么打不过联合舰队(长篇)
作者:月映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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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难解之谜:世界八强的北洋舰队,为什么打不过联合舰队?
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
这一天阳光明媚,天朗气清,海风轻轻吹拂,海浪微微荡漾,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在此遭遇,一场蒸汽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就此打响。
甲午年的大东沟决战,是中日海军第一次生死之战。
战前,西方曾经有人预测过这场战斗的结果,他们表示普遍看好北洋舰队,因为这是一支曾经(注意这两个字)排名前十的强大舰队。
对于战争来说,任何预测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再优秀的军事家,也不敢夸口一定能打赢一场战争。
战争是最激烈也是最扣人心弦的博弈,战场瞬息万变,充满着无限变数,胜败往往只在一线之间,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案例数不胜数,如果双方力量相当,结局就更无法预料。
大东沟决战,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海战,中日双方的主力舰全部参加了这次战斗。据法国方面的估计,北洋舰队在世界海军中排名第八,联合舰队排名十一。
主动找上门来的联合舰队,虽然在军舰数量和吨位上占有微弱的优势,但是并没有信心打赢北洋舰队。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还违反规定,下令让军官可以随意吸烟,以克服恐惧,放松心情。
但是战争的胜负,只有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才能确定。
黄海大战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从艳阳当空打到夜色垂帘,在这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中,联合舰队竟然大获全胜,一舰未失,北洋舰队遭受重创,四艘军舰被击沉。
这个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问题是,普遍被看好的北洋舰队,天朝海军的精锐之师,为什么就打不过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联合舰队呢?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百多年来,有数不清的人在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给出了数不清的答案,本文将再现这场经典世纪大海战,为你揭秘最真实的谜底。
为什么说“几乎”所有人都估计错了这场战斗呢?因为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在战前就已经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北洋舰队的缔造者李鸿章。
除了孤掌难鸣的他,几乎没有人相信天朝海军打不过小小的日本。事实告诉人们,真理有时候只掌握在个别人手里。
要揭开北洋舰队惨败的谜底,还得从李鸿章说起。


第一章李鸿章的三次阅兵

甲午那年,李鸿章是不想跟日本人打的,因为他知道打不赢。
但是国人都嚷着要打,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认为西方列强欺负咱,咱反抗过,没有效果,也就认了,可是你小日本竟然也敢找上门来惹事生非,这次千万不可放过机会,堂堂的天朝上国,正好猛揍你一顿,也好出出多年来一直挨揍积下的怨气和怒气。
李鸿章只好硬着头皮开打。
其实这场战争是非打不可的,因为日本人下了决心。无论中国想不想打,日本人都会打过来。千方百计逃避战争,这是李鸿章的失策。
但他对于战争的结果,却看得比较(注意这两个字)清楚。
至于为什么打不赢,李鸿章不能明说。
开打以后,情况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李鸿章也没有完全看清楚,他知道打不赢,但是没料到会败得“怎一个惨字了得”。
战前无比乐观的人们,开始困惑了,这个一直不起眼的小日本,竟然比西方那些老牌国家更厉害,更歹毒。黄海一战,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舰队损失四艘军舰,船队遭受重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丧失了战斗力。
接下来的威海卫一战,北洋舰队被包了饺子,全军覆没。李鸿章苦恼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舰队,不到半年时间就“樯橹灰飞烟灭”了。
败成这个样子,大家都接受不了,黑锅总是要人来背的。被逼上战场与日军苦战的李鸿章被打成了投降派,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喊杀的罪人。
他觉得委屈。非常委屈。
他知道战败的原因,但是无处可诉。这些心里话,不可对人说。在隐蔽的场所,他曾含蓄地透露过三次,今天看来,字字都含着自泪和无奈。
李鸿章认识到北洋舰队打不过日本的联合舰队,是从第三次阅兵开始的。前两次阅兵,他对北洋舰队都充满了信心,认为日本海军不是对手。
第一次阅兵,那是在18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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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阅兵
1886年5月,旅顺海军基地。
一场规模空前的海军演习在这里隆重举行。先是水面舰只射击表演,一串串火炮掠过深蓝色的海面,几里开外的木船靶子被炸得粉碎,海面上激起巨大的水柱和浪花。
第二个项目是鱼雷艇射击表演,效果同样很好,顺利击中目标。
最后是海岸炮台射击表演,黄金山上的炮台连环发射出大口径火炮,准确地击中十里开外的目标,震慑了观众的眼球和隔膜。
演习非常成功,代价也很惊人。军舰消耗炮弹100发,炮台消耗炮弹100发,鱼雷1枚,水雷8枚,折合白银共1万多两。
除了大东沟那场真刀真枪的大海战,这是大清帝国消耗实弹最多的一次演习。
因为观众的级别都很高。
最高领导是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是最高领导,也就是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接下来是海军衙门帮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就是海军部副部长,不过是第二副部长。第一副部长是海军衙门帮办,庆郡王奕(左匡右力),这次没有来。
李鸿章的身份最特殊,既是检阅者,又是被检阅者。
他知道,与其说醇亲王是来检阅北洋舰队,还不如说是来检阅自己。因为北洋舰队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醇亲王这次是受最高统帅,三军总司令慈禧太后来的,是代表中央来视察海军建设情况,也是来看看李鸿章这些年的工作业绩。
李鸿章知道,接待工作无小事,这次演习他安排得很周密,从醇亲王的态度来看,效果还不错。
因为接待工作做得好,周到而隆重,醇亲王心情很好,兴致勃勃地亲手点燃了一颗旱雷。随着一声巨响,远处的沙土被高高掀起,被吓了一跳的醇亲王乐得哈哈大笑,觉得很有成就感,也有领导视察时应有的优越感。
高兴了就打赏。
白银是大家都喜欢的,醇亲王一高兴,扔给了北洋舰队官兵13000多两白银。不过让官兵们更开心的是另一件礼物。
领导视察,合影是少不了的。领导需要寻找优越感,下属需要留下领导接见的证据,以便日后怀念和炫耀。
醇亲王很时尚,那时候就好这一口,随身带了一个摄影师,给北洋官兵每个人照了一张相片,还让演习的官兵与军舰合影。那个年代,不比现在,照相是个稀罕事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有幸留存下来的相片,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让我们可以一睹北洋舰队的风采。算是醇亲王对历史的一大贡献。
临行前,醇亲王满怀深情地吟诵《赠汪伦》以示不舍之意和留恋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中堂送我情。”
李鸿章心花怒放,他知道醇亲王对这次阅兵是满意的,对今后开展工作是有帮助的。不出所料,醇亲王回到朝廷以后,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替他和北洋舰队说了不少好话,对北洋舰队今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送走了视察领导,李鸿章站在旅顺黄金山炮台,望着泊在水面簇新的新式军舰,心情非常复杂。既喜,且忧。既兴奋,又惆怅。
这一切,都得从他的身份说起。他的身份很尴尬。

二、尴尬的身份
李鸿章有五种身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海军衙门帮办,大学士。
他的升迁是晚清官场的一大奇迹。1862年,四十岁的李鸿章,从曾国藩高级秘书直升为江苏巡抚,迈入地方高官行列。几年之后,先后升任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
总督是清朝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共有九个名额,直隶总督是天下第一总督,其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京津河北地区,担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在地方实力派中排名第一,主管直隶一省的军政要务。(直隶不设巡抚,等于总督巡抚一肩挑)
1870年是李鸿章人生中的牛年,四十八岁的他担任直隶总督不到半年,又兼任北洋大臣,正应了好事成双这句话。
北洋大臣又称北洋通商大臣,由“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演化而来。负责北方地区对外交往,并驾并驱(最初南洋大臣比北洋大臣重要,但随着外交重心的北移,加上李鸿章个人的才干和努力,北洋的地位不断超越南洋,形成北重南轻的局面)的南洋大臣(由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深化而来,其前身是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南方对外交往事务。
比较起来,北洋大臣比直隶总督的含金量更高。因为这是一个怪胎。李鸿章一生遭受误解和唾骂,与这个岗位有很大的关系。
外交大权,本应牢牢地抓在中央手里,清政府也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不愿意这么干。1861年,中央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算是外交部的雏形,但并没有发挥外交部的功能。
至于原因,清政府说不出口。
说出来的话,会很没面子——因为死要面子。清政府认为,咱是四方来朝的天朝上国,你们这些蛮夷之邦,没有资格与中央平等对话,有什么事,还是去找地方上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解决吧!
这样一来,外国人有什么事情,都跑到天津来找李鸿章;总理衙门有什么事情,也先向他通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驻外外交人员有什么事情,也找他汇报,请求指示;李鸿章名为总理衙门的下属,但往往成为总理衙门的代理,成了“有实无名”的“外交部长”,他的办公衙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部”。
李鸿章多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特派去签订不平等条约,替清政府背了一口又一口黑锅,就是这么来的。
北洋大臣使李鸿章成为无冕的外交部长,这是他的第一种尴尬。
第二种尴尬也与北洋大臣有关。
直隶总督负责陆防,北洋大臣负责辽渤地区的海防,两个职位合并之后,海陆防务都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北洋舰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起来的。
大家不要误会,不是因为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所以他创办的海军才叫北洋舰队(当时叫做北洋水师,本文称北洋舰队,后文会讲到原因)。
北洋水师这个提法,是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的。他提议清政府要建立三支海军:北洋水师、中洋水师、南洋水师,防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分别负责黄渤、东海和南洋的海防。清政府根据他的提议,在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之后,决定重点建设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
李鸿章既是北洋舰队建设项目负责人,又是海军部副部长,这就等于中央部门领导坐镇地言主持项目,也不正常。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海军衙门帮办,大学士,这四种身份可以分成两类:前两个是实职,后两个是虚职。
清政府是个很奇怪的政权,在抓权这个问题上让人很不可理喻。海军衙门的性质与总理衙门大约类似,在海军建设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真正主持海军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还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海军衙门帮办,基本上是个荣誉称号。
大学士是一个纯粹的荣誉称号。李鸿章先后担任过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后又升为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没有实权,是大臣能够享受的最高级别待遇。
两虚两实,虚实之间有学问。如此复杂的人事安排,其间隐藏着朝廷内心的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
地方职务是实的。
当上了直隶总督,就掌握了直隶最高军政大权,当上了北洋大臣,掌握了外交大权和创办海军的权力。
中央职务是虚的。
海军部副部长,没有决策权,文华殿大学士,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军机处。军机大臣才是权力的中枢。
清政府心里其实还是明白的。李鸿章知道自己的身份,说得好听一点,是晚清第一重臣,说得难听一点,是老板倚重的高级打工仔,说得再难听一点,是主人比较欣赏的一条猎狗。
既要让你干活,又要防着你造反,这就是朝廷内心的秘密。不可对人说,但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这对他有好处。否则,他不可能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一呆就是二十几年,打破了整个清朝的纪录。
李鸿章能打破这个纪录,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也不是因为传说中慈禧太后看上了他(个人觉得这个比较扯淡),而是因为他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身份。前面我说李鸿章有五种身份,结果只说了四种,并不是因为我算错了。
在诸多的身份中,第五种身份,才是李鸿章最重要的身份。
复杂而又尴尬的身份,让李鸿章身处复杂的官场之中,错综复杂的权力网,既给了他超强的能量,也为他一展胸中抱负制造了极大的麻烦。
从心理学上来说,一个人如果能以超凡绝伦的毅力完成常常难以完成的大事,就一定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动机在推动着他。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倾注半生心血,以超强的毅力和耐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打造一支强大的北洋舰队,其动机就隐藏在他的第五种身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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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2:05: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第五种身份
李鸿章的第五种身份,是淮军统帅。他其他四种身份,都是因为这一点。他的身份之所以如此复杂,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这一点。
这一切都得感谢曾国藩。
乱世了英雄,有枪就是草头王,从担任淮军统帅的那一天起,李鸿章就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从是从那一天起,他坐上了火箭,在官场上长袖善舞,一路高歌猛进。
不得不承认,他的悟性的确很高,难怪曾国藩对他如此高看,视他为衣钵传人。率领五千淮军进入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用洋枪洋炮装备部队,一方面巧妙利用常胜军,打赢了李秀成,挽救了上海,平定了苏南。
与曾国藩比起来,他显然更加知道实力决定地位这个道理。
打败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害怕功高盖主,更害怕朝廷猜忌,于是大量裁军,以表明心迹。这种“表白”虽然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但是也让他在官场上开始走下坡路。
曾国藩开始不受器重,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实际上是因为手上没有了军队,也就没有了重用的价值。
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正好相反,他不但不裁军,反而大力扩招,并且用西式枪炮全面武装部队,使淮军迅速取代湘军,成为最能打的天下第一军。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平捻归于失败,加上僧格林沁的马队也被捻军打败,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李鸿章身上。他过人的军事才华,加上淮军强悍的战斗力,捻军很快就被消灭,淮军正式取代湘军,成为大清帝国看家护院的中坚力量。从此,曾国藩实际淡出晚清舞台的中心,闪亮登场的是李鸿章。
李鸿章拥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他拥有淮军。有枪才是硬道理,随着形势的发展,海军建设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国势所求,要想牢牢地保住这一切,必须掌握最精锐的海军,这就是他为什么把北洋舰队的建设始终摆在首位的原因之一。
1886年的这次阅兵,展现了李鸿章十几年来创办海军的不俗成绩,也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但是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有几人知晓?
李鸿章注视着旅顺基地中的五艘主力战舰,心潮一如海浪拍打,一时难以平静,采购这五艘军舰的艰辛,瞬间涌上心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政治格杀,宛若轻波在他的记忆中慢慢荡开???????

四、定远、镇远
停泊在旅顺海军基地的五艘主力舰,最让李鸿章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定远舰和镇远舰。这是两艘一等铁甲舰。
舰体技术参数:
舰长:94.5米(可以参照足球场长度)
舰宽:18米(比篮球场宽三米)
吃水:6米(比两层楼高)
排水量:7335吨
动力:6000马力,(两座蒸汽机,8座燃煤锅炉,推进螺旋浆直径5米)
满载煤量:1000吨
航速:14.5节
续航能力:4500海里(自己换算一下公理)
武器系统:
火炮总数:22门
主炮:两门,直径305毫米(可以比划一下)
舰首炮:1门,直径105毫米
舰尾炮:1门,直径105毫米
另有4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和10门5管机关炮
鱼雷发射管:三个,舰首左右位置各一个,舰尾一个
舰载鱼雷艇:两艘
装甲防漏系统:
密封装置:双层船底,有58个水密隔舱,双层底上又分为上中下三层船舱,上层和中层又分为154个隔密舱
装甲参数:12英寸全刚装甲
真正的巨舰大炮,船坚炮利,这些字眼曾经是西方海军强国的代名词,今天终于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形容词。
无论是抗风浪性,远洋能力,攻击力,抗打击能力,都堪称世界一流的一等铁甲舰,在全世界比它先进的军舰只有两艘——英国英弗来息白号(Inflexible,长104.85米,排水量11800吨,)和德国萨克森号(Sachsen,长98米,排水量7400吨)。
这两艘军舰吸收在英弗来息白号和萨克森号的优点,厚重装甲,抗打击能力超强,主炮对角分布,射击扇面大,虽然在吨位上有所逊色,但在作战能力上完全是世界一流。
国际一流设计师亲自操刀,德国伏尔铿造船厂生产的这两艘军舰,在装甲技术和火炮设置技术上,都超越了世界上已有的铁甲舰。
名副其实,无可争议的远东第一舰。
当时的世界上,比定远和镇远更强大的军舰屈指可数,从理论上来讲,能够击沉它们的军舰并不多,但能够被它们中任何一艘击沉的军舰却很多。如果两艘姊妹舰联后出击,能够战胜它们的军舰可能还没有。
铁甲壮士在手,试问天下谁敌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艘军舰虽然不是被其他军舰击沉的,但最终却还是沉没了,而被它们击沉的只有一艘小小的鱼雷艇。
能够拥有一艘如此强大先进的战舰,就足以让人激动不已,而中国这次是两艘,造型和性能完全一样的两艘巨舰,给人们的是更强烈的刺激和震撼。
这两个双胞胎,只有着极其微弱的区别,而且从外型上根本看不出来,一艘用的是全钢装甲,一艘在水线下参用了熟铁甲;一艘有三座发电机,一艘只有两座。
这两个微弱的差别对整体性能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由于它们太像了,以致于在有些史料上错把定远当成镇远,把镇远当成定远。
望着这两艘巨大无比的军舰,李鸿章很是兴奋,亲自给它们取为名定远和镇远,考虑两者微弱的差别的话,定远才是真正的远东第一舰,也是北洋舰队不可争辩的旗舰。
望着威武雄壮的铁甲巨舰,李鸿章既有兴奋,也有心酸,因为这两艘军舰实在是太来之不易了。如果不是他有着过人的手段,就不可能拥有这两艘强大的军舰。
铁甲舰是李鸿章的最爱,用狂热两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他所以殚精竭虑、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弄来铁甲舰,是因为他对海军有所研究。他知道,如果没有铁甲舰,就不会有一支强大的现代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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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
世界近代海军是从工业革命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蒸汽动力是这一时期军舰的亮点,19世纪前半期,蒸汽驱动并武装火炮的军舰取代了老式帆船,成为西方强国追捧的新式海军力量,海洋大国开始把海军建设看成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随着战事的升级,军舰的性能和威力也在不断的研发中推陈出新。
无论何种战争,概而言之无外乎攻守二字,近代军舰作为一种海上新式武器,其发展前进无非两个方向,一是提高打击能力,二是提高抗打击能力。提高打击能力的要害在于提升火炮的威力,提高抗打击能力的要害在于提高装甲级别。
从攻防两个方面来说,真正决定未来海战命运的主力舰主要有三种: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
铁甲艇是大海之上的巨无霸,船体巨大,全钢结构,舰载巨炮,吨位超大,打击能力和抗打击能力都是一流,就像一名身着防弹衣的勇士,可以在大海之上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可以一心一意打击对手,不用担心对手打到自己,可是这种军舰的造价也是所有舰种中最贵的。在航空母舰问世之前,铁甲舰无疑是海上最强大的舰种和超级杀手,也是各国海军的核心力量,更是海军强弱的标志性舰种,拥有这种军舰的都是一流的超级大国,比如英法。
巡洋舰也是海战中的主力舰,与铁甲舰比起来,因为它只是在船体外装甲,所以它的船体轻为轻盈,抗打击能力稍有逊色,虽然火炮口径稍小,但是打击能力与铁甲舰不相上下,尤其是后来武装了新研制出来的快炮,威力也不可小视。更重要的是因为吨位轻,马力强,所以船速比铁甲舰要快,机动能力更强,造价比铁甲舰要低,是对付铁甲舰和其他舰种的海洋杀手。
如果说铁甲舰是军舰中的重量级拳手,那么巡洋舰就是中轻量级拳手,重量级拳手的强项在于一拳致敌和耐打击,轻中量级拳手的强项在于出拳快,移动迅速,他们是海军角逐的明星,但是另外有一种武器却是这两者的克星。
鱼雷艇就像是大海之上的“小李飞刀”,虽然它做不到“立无虚发”,但它却是致命之吻,只要被它撞上,任你巡洋舰也好,还是铁甲舰也罢,都会船体爆炸而深入海底。鱼雷艇这种体型轻巧,造价较为便宜,威力巨大的舰种,就像身怀绝技的业余选手,它并不上台光明正大地挑战勇武的拳手,只是躲在一旁,瞅准机会施放冷枪,虽然成功较小,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鱼雷艇的武器只有一种,那就是鱼雷。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形似鱼一样的引爆装置,发明于十九世界六十年代,自身装有发动机,脱离军舰后可以自行控制航向和深浅,接触军舰后马上引爆,威力非常巨大,一般只要被撞上了就难逃生天。鱼雷艇就是专门发射这种武器的军舰,体型较小,对方难以发现和防范。
如果说铁甲剑是重剑的话,那么巡洋舰是快剑,鱼雷艇则是飞刀。没有重剑,就没有海上亮剑的足够筹码。

六、手段
铁甲舰好是好,可是太难办。
国产没这个水平,进口又拿不出这笔钱,这种东西贼贵贼贵的,所以朝廷一时下不了决心,国家也没多少余钱剩米,更何况反对的人还很多,而且很激烈。
这些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也不是故意拆台,可就是不同意买铁甲舰,而且还振振有词,至于反对的理由,今天看起来当然是十分好笑的。
比如有一个叫做王家璧的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此人官居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官做得很大,头脑却相当迂腐。他从数学角度来论证铁甲舰万万不能买,他抛出一个数学题:一艘铁甲舰和五十艘炮艇谁更能保家卫国?他认为当然是五十艘炮艇,为什么?五十艘被敌人打沉一艘还剩下四十九艘,就算打沉四十九艘也还能剩下一艘啊!要是换成一艘铁甲舰,打沉了就成了光杆司令。
接下来,他还讲了一条更让人喷饭的理由:
他说,如果派朝廷命官到国外去定购铁甲舰,可万一要是这个官员像秦始皇派出的徐福(原文就是这么说的,并非本人杜撰)一样黄鹤一去不复返,携带巨款潜逃怎么办?让人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他还从阿思本舰队事件教训中得到启发,说如果外国人声称铁甲舰造成了,但是无法开出港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把它背回来吧?
最后,王大人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铁甲舰也好,水雷也罢,但凡西方人用的那些军舰武器,统统地不能造,统统地不用买,尤其不能找洋人借款去买!就凭老祖宗们留下来的长龙、快蟹、舢板、刀、枪、箭、矛,再加上忠义和廉耻,足以使海防固若金汤,坚船利炮没什么可怕的!
对于王副院长这种人,要想说服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扔到战场上去,让他用炮艇跟人家铁甲舰去对干,估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心服口服。
无知者无畏。这种人虽然让人,但也值得同情。他们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哀。
赞成的声音少,反对的声音很多,音量还很大,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没有点手段,是买不回铁甲舰的。
不同意买,可以做思想工作,慢慢去说服他们,经过李鸿章的再三申请,朝廷终于同意先买一两艘看看。
最要命的是没钱,朝廷不愿意拿钱,李鸿章只能自己想办法,但是这笔钱实在太多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就在这种近乎绝境的情况下,李鸿章愣是买回了两艘铁甲舰。
这归功于他使用了两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手段,使他承当了很多的非议和误解。但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更加真实的李鸿章,我相信看过之后,大家对他会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

手段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那些反对买铁甲舰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李鸿章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1875年,李鸿章一口气买了8艘蚊炮船。
蚊炮船是一种小型炮艇,是伦道尔设计的,也叫伦道尔式军舰,翻译成中文,叫做丹炮船、也叫根驳船,或者根婆子。蚊炮船是李鸿章取的名字,在所有名字中,这个是最传神的。
这种炮艇最大的特点是船小炮大,就像蚊子,虽然个头小,但是叮上一口也不好受。李鸿章为什么突然对这种船感兴趣了呢?
因为便宜。船小,排水量不超过500吨,造价就低。8艘蚊炮船,总共只用了106万两白银,比一艘铁甲舰还要便宜得多,李鸿章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既然大家反对买铁甲舰,那就舍大就小吧。
蚊炮船开回来之后,李鸿章后悔了。
他发现这种头重脚轻的军舰,海浪大一点就摇摆不定,加上船头火炮太大太重,根本不协调,弄不好就翻船,根本就打不了海战。
但是别人不知道,比如南洋大臣沈葆桢和福建巡抚丁日昌眼红北洋有了这么先进的军舰,于是请求李鸿章帮他们也订购几艘,总理衙门也表示了同意。
按道理,李鸿章此时应该告诉他们蚊炮船不行,你们不要再浪费银子了。不过想了想,他还是忍住了。
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李鸿章最终做出了一个违心的决定,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大讲特讲蚊炮船如何如何优秀,如何如何先进。
怎么这个人品呢?明知不行,还要推销,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抉择的过程是痛苦的,李鸿章也不想做这么“缺德”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他知道自己应该说真话,否则既浪费了银子,又买不到真正的军舰,害了同僚,害了国家。
但是他不能说,因为这样一来,那些反对购买军舰的人又会跳出来,抓住这个机会进行集体轰炸,朝野上下就会极力抵制进口军舰,从此以后,别说铁甲舰,恐怕一蚊炮船也买不成了。
不但不能说真话,还必须推销蚊炮船,只有掀起一股进口热,这样才能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铁甲舰买回来。
我不是一个道德模范,我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就不能感情用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心中那个伟大的梦想,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包括自己的荣誉,背负一些别人的误解,甚至谩骂,是有必要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我的苦心。
李鸿章开始开始鼓吹他买来的蚊子船,他精心写给朝廷写了一份广告词:蚊子是防守海岸最好的利器,尤其是赫德介绍的这款,更是各国没有的新型军舰。
他还具体建议朝廷说广东、台湾至少各买两艘,宁波、烟台、海口至少各买一艘,他甚至还建议朝廷命令这几个省的总督和巡抚立即落实该项目,不得拖延,也不得找借口拒绝。
朝廷(实际也就是慈禧和奕?等人)果然在半个月之后下旨督促各省赶紧购买,于是一场购买蚊子船的热潮席卷了沿海各剩闽浙总督何璟、山东巡抚周恒祺、两广总督张树声均表示认购一艘。
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因为对军舰知识知之甚少,李鸿章的计划得以顺利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进口军舰热在大清帝国的土地上蔓延。
这个氛围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大家还沉浸在蚊炮船的抢购热潮中,他已经把视线转向另一种新式的军舰——撞击巡洋舰。
1879年是李鸿章的一个机遇。限于财力,朝廷决定将“南北并重”的海军建设方针,改为“北洋优先”,加上这一年南洋大臣沈葆桢离世,北洋建设的步伐开始加快。
趁着进口热,又碰到这个好机遇,李鸿章向英国订购了两艘千吨级的巡洋舰,这就是后来的超勇和扬威。在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军舰,可是到黄海大战时,这两艘军舰就彻底地落伍了。
李鸿章当然是想买铁甲舰的,但是没有钱,只好先买了这两艘便宜一点的小型巡洋舰,为进口热继续升温,为进口铁甲舰推波助澜。
经费是个大问题,买一艘铁甲舰得上百万两白银,朝廷不愿意拿,虽然海军衙门每年对北洋都有拨款,但仍是杯水车薪,李鸿章手头也没这么多钱,所以他只好使出他的第二招,这一招虽然没有第一招那么损,但更显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政治手腕。

第二招: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
要购买定远和镇远这样两艘庞大的军舰并不容易,那都是银子堆出来的。定远因为订货早,造价为140.9万两白银,稍后订购的镇远因为材料涨价德商开价142.48万两。镇、定两艘铁甲舰造价加上回国路费和其他各项开支,一共耗银近340万两。
这是一笔巨款,清政府是拿不出来的,李鸿章更拿不出来。
1879年,在李鸿章的宣传发动下,福建决定购买4艘蚊子船和2艘撞击巡洋舰,一共筹了130万两白银,总理衙门决定加强南洋海防力量,于是决定从出使外国的差旅费中匀出40万两,南洋也拿出25万两,凑成65万两,准备加购两艘超勇级(千吨级)撞击巡洋舰,可是不久李鸿章又改变了主意。
他建议说现在不要买蚊子船和巡洋舰了,不如买铁甲舰,因为土耳其正好有两艘二手铁甲舰要出手,机遇难得。
为了让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放心,李鸿章决定让他们吃一颗定心丸,他说等铁甲舰买回来后一艘拔给福建海军,用原计划购买蚊子船和快碰船的130万两白银做抵押,另一艘拔给南洋海军使用,用原拟采购巡洋舰的65万两白银做抵,空缺的45万两从出使经费中调拔或者通过户部借款。
恭亲王对李鸿章的提议表示赞成,并表示希望他能够从北洋经费中想点办法,可是李鸿章一口回绝,说自己没有钱,并说土耳其铁甲舰买不成了,改为从德国订购定远和镇远舰。
也许有人会问,铁甲舰不是给南洋和福建买的吗,而且李鸿章也答应买回来后是要交货给他们的,他干嘛要这么上用啊?
其中自有玄机。
李鸿章曾经在很早以前就对沈葆桢说过,谁要想顺利接收铁甲舰,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驾驶军舰的技术人员和指挥人员,修理保养军舰的船坞,停泊驻扎军舰的军港,维持舰队的运转经费。
谜底出来了:准备好这几个条件的,只有北洋海军。
这些年来,李鸿章只是默默地工作,忍而不发,埋头苦干,他所做的一切,等的就是这一天。他派刘步蟾等一批军官到国外进修学习海军驾驶和指挥技术,举办天津水师堂,动工修建旅顺和威海军港,一系列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他相信凭自己比别人多得多的准备和努力,定远和镇远舰一定能够顺利地划归北洋。
李鸿章总算得偿所愿,定远和镇远顺理成章地划入北洋,没花一分钱,得了两艘梦寐以求的铁甲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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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2:06: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七、济远风波
李鸿章订购定远和镇远时,用的是福建和南洋凑起来的195万两白银,账面上还空缺一百多万两白银,后来东拼西凑这才弄齐了这笔钱,他怎么还有余钱订购济远舰呢?
记得小时候,我们那儿有个高明的木匠,很受父老乡亲们欢迎,因为他给人家做一套家具,总能利用剩下的边角料,给主人家做几把凳子之类的小件。
李鸿章也是一个擅长利用边角料的人。
通过李鸿章借鸡生蛋的绝妙运作,用于购买定远和镇远的筹资最后竟然还剩下24万多两白银,然后他又从淮军款项中挪用43万多两白银,凑足68万两白银,于1883年订购了济远舰。
如此看来,李鸿章不但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这种精打细算,后面还有一次更加精彩,让人叫绝。
他知道当靠两艘铁甲舰,还不足以组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购买军舰。这世界上,无论干什么,机会都不太多,很多时候要靠自己去创造。
济远舰舰身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排水量2300吨,马力2800吨,航速15节,舰首配有210毫米主炮一门,舰尾配有150毫米主炮一门,另有四枚鱼雷发射管,两艘舰载鱼雷艇,载煤能力可续航九天,电灯八十盏,用于夜间搜索敌舰的按照灯最大的相当于两万支蜡烛。
这艘新式巡洋舰与超勇和扬威比起来,不但吨位更大,攻击力和抗打击能力都要强很多,装甲虽然比不上定远,但也算穿了一件防弹衣,一艘的炮弹还是能对付的。
北洋舰队一共有七艘远字号的主力舰,这是李鸿章买的第三艘。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艘他费尽心机买到的军舰,麻烦和问题一直不断,是一艘扎扎实实的“风波舰”。
济远还在德国的时候,就引发了第一次风波。
1884年9月,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钦差大臣许景澄从北京出发,动身前往柏林与前任钦差大臣李凤苞办理接交手续,第二天就收到朝廷发来的电报,让他勘查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艘军舰有没有质量问题。
许景澄不敢不查,李凤苞也不敢不配合,抗旨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况朝廷发了狠话,警告许景澄说,如果有质量问题就如实回奏,否则回国验了货拿他是问。
朝廷花了这么多银子,关心一下质量问题,也不过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起看似正常的工作督查,背后其实隐藏着一股政治暗流。
问题出在李凤苞身上。
李凤苞,字海客,号丹崖,生于1834年,江苏崇明人,是李鸿章购买军舰最重要的助手,很受他的器重,因为他从小聪明过人,兴趣爱好广泛,尤喜自然科学,曾经自学英语,翻译过西方科技军事著作,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海军迷,对外国军舰有很深的研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军舰专家,派他去国外办采购,是再合适不过的。
在李鸿章的破格提拔下,李凤苞从1877开始年负责海军留学生管理工作,1878年担任出使德国大臣,他的主任任务就是到欧洲帮助李鸿章打听铁甲舰的各种情况,为购买铁甲舰做好准备工作。李鸿章采购定远、镇远和济远,都是他提供的情报,从定远和镇远日后的表现来看,他还是比较懂军舰的。
李鸿章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可是朝廷不信任,这才派许景澄来取代他,而且还要严查他的经济问题。
李凤苞虽然有真才实学,精明强干,可惜的是他不是科班出身,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他的第一个官帽是花钱买来的,后来靠着李鸿章这才飞黄腾达,所以朝中那些进士们一直瞧不起他,背后对他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人向朝廷告状(弹劾)说他在采购军舰过程中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在采购款中贪污了好几十万两白银,并且导致了军舰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
慈禧不是傻瓜,他当然知道这个远隔万里的实名举报纯属想象,不过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几百万两白银从手里经过,不刮点皮毛下来一般人也不相信,派个人去查一来可以保证质量,二来也可以打压一下李鸿章,免得他不知天高地厚。
李鸿章祈祷可别出什么问题才好,要不今后的路就难走了。可没想到,越是怕鬼,鬼越找上门来。许景澄一查,果然查出了问题。
而且还不是小问题。
在刘步蟾等人的协助下,许景澄花了几天时间,完成了定远和镇远的验收工作,勘察结果与合同所注指标完全吻合,没有质量问题,包括镇远铁甲逊于定远也是合同载明,并非故意降低标准节省成本,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下来是济远舰验收工作。
麻烦终于来了。
经过勘测,许景澄发现济远舰存在四个质量问题。
一是穹甲过低。
济远是一艘穹甲巡洋舰,这是一种新研发出来的新产品,特点是兼取铁甲舰装甲防护能力强、火炮打击能力强与老式巡洋舰舰船体较轻、航速较快的优点,当时英国和德国都在研制这种新型军舰,但是在装甲设计上各有特点,这种巡洋舰只在舰身中装甲,不像铁甲舰全身披挂,中间隆起两端深入水线,视之有如天穹,舰种因此而得名,英国的装甲位置较高,位于水线之上,坡度较大,就算舰舷被击穿,由于穹甲保护军舰也不会进水沉没,德国的装甲位置较低,与水线齐平,坡度较小,防水防沉不如英舰。
济远舰的问题恰恰出在装甲的位置上。济远的装甲位于水线之下,这样极容易被敌舰击穿船舷而沉没。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抗打击能力存在弱点,容易被敌舰击沉。比较起来,另外三个算是小问题:一是机舱狭窄,通行和便,防碍修理;二是煤仓太小,存煤有限,不利远洋作战;三是炮房太小,布局不合理。
实事求是地说,济远的确不如定镇二舰令人满意,但责任并不在李凤苞。
李鸿章接到消息,很是纳闷,济远是他精心挑选之后才定购的啊,怎么会有问题呢?难道李凤苞真的中饱私囊,吞了银子影响了军舰质量?
可是李凤苞是他亲自看中的啊,根据他从恩师曾国藩那儿学来的相面术,此人应该靠得住埃可转念一想,毕竟自己还没有达到恩师那样炉火纯青的境界,再说相术再精也有不准的时候啊,难道真看走了眼,李凤苞果真是个贪污犯?
就在订购济远之前,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推荐撞击巡洋舰,另外他还向李鸿章推荐了一种加强版的加大撞击巡洋舰,之所以要做两手准备,是因为他很希望能与李鸿章做成这笔生意,定远和镇远已经被德国抢走了,这单生意再也不能溜了,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挣到了,政府一高兴,自己才能在总税务司这个位置干下去。
李鸿章一来对赫德不再信任,二来他对军舰还不是很精通,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把赫德拿来的图纸寄给在德国专门打探情报负责采购军舰的李凤苞,让他考察后再做决定。
李凤苞拿着图纸,跑到德国海军部与专家们开始研究,经过分析,认为撞击巡洋舰和超大型撞击巡洋舰这两种舰都不宜再买,这种军舰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一是炮虽然大但是由于船小炮大不协调,就像一个小孩子顶着大人脑袋走起路来难免左右摇晃不定,这种船大洋之上风浪腾啸船的稳定性很差,所以不易瞄准目标;二是这种船没有装甲,只考虑进攻而不考虑防守是个单纯进攻型的选手,遇到小船随便给一炮就完了,所以这种军舰没有战斗力。至于超大型撞击巡洋舰,攻击力不如铁甲舰但是造价惊人,性比太差,很不划算。
德国专家的分析,虽然不排除为自己揽生意而贬损英国的可能性,但是若干年的黄海决战,却证明了这些专家并非浪得虚名。
否决了英国的方案之后,他们向李鸿章推荐了他们设计的一种新型巡洋舰。
这种军舰的特点是物美价廉,舰身甲板位置装有较薄的铁甲,由于厚度比不上铁甲舰,虽然不能抵御重炮的强力打击,但是对付一般的炮火不成问题,它的优点是也装有新式较大口径的炮火,对同类军舰甚至铁甲舰都有一定的威胁,而且速度快,机动性比铁甲舰好,防卫能力比撞击巡洋舰和炮艇都要强很多。
如果说炮艇和撞击巡洋舰没有穿防弹衣,铁甲舰穿的是重型超级防弹衣,那么新式巡洋舰穿的就是轻型防弹衣。
从设计理念上来说,济远没有任何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鸿章从后续发回的电文了解到,济远的质量问题不是出在建造环节,而是出在设计环节。济远是德国试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没有现在的经验可循,所以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许景澄这次勘查还是有收获的,他一面与德国方面交涉对济远进行修改,经过挽救性整改,升高穹甲,扩大煤仓,拓宽机舱,等等,济远的质量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日后的实战也证明并未影响到济远的战斗力,但是风浪并未就此停息。
济远的问题很快就被反馈回国,并且迅速地在朝廷上下传开,人们对李凤苞中饱贪污更加置信不疑了,很快就有一封极为狠毒的参本递了上来,李凤苞这个为北洋舰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出人才,终于在众人的唾沫声中被革职,回到老家崇明从事翻译工作。
这次质量监查,表面上并没有直接牵扯到李鸿章,事实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己还得妥善处理此事的后遗症。
济远似乎是宿命中的风波舰,一直给李鸿章添乱,制造麻烦。济远回国之后,一场更为猛烈的政治风暴将向他袭来。李鸿章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料到暴风雨会如此猛烈。

八、暴风雨来袭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李鸿章在等待着济远的归来,他要亲自看一看这艘给他惹来麻烦的军舰,到底是不是真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是个劣质的不合格产品。
1885年11月,李鸿章亲自来到大沽视察验收军舰,尤其是对于济远舰,他要亲自看一看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不堪。
第二天,李鸿章亲自登上军舰试航,从大沽口出发,前往旅顺的路上,适逢海风大作,汹涌澎湃,军舰在汪洋之中非常平稳,这让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写信告诉当时的海军衙门大臣奕,申辨说济远并不像所说的那样糟糕。
1886年1月,一封奏折打破了朝廷的宁静。
主笔人是兵部侍郎黄体芳,矛头直指李鸿章。此人是朝中著名的“翰林四谏”之一,文笔犀利,气势逼人,这一次更是杀气腾腾。
他说李鸿章身为封疆大吏,事务繁忙,平日里没有时间打理海军,战事一开又不听调度,他还把去年的老账翻了出来,说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告急,朝廷让他派遣超勇和扬威前去增援,可他根本抗旨不遵,现在让他担任海军衙门领导,只怕恶习难改,只会以保护京师为名,行拥兵自重之实,不听朝廷调遣。
他还把济远和李凤苞翻出来继续说事儿,他说李鸿章用的都是些贪赃枉法之人,到时候只怕海军难当大任,最后他得出结论,把李鸿章开除出海军衙门会办一职,让曾纪泽回国顶替。
这是晚清比较露骨的告状信之一,其中有两句名言在京中广为流传,他说如果让李鸿章进入海军衙门,只怕“是水师非中国沿海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他还说只怕过了几天,等李鸿章羽毛丰满之后,到时候中国海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
这话说得很重,也很露骨,历来君主最怕的就是臣子拥兵自重,不放朝廷放在眼里,满族入关一直把防范汉人作为基本国策之一,黄体芳作为汉人能够站在满人朝廷的角度直言不讳,其忠心耿耿可见一斑,而他之所以敢向李鸿章发起攻势,凭的就是这一点。
他相信就算朝廷不把李鸿章弄出海军衙门,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最多批评几句就完了,反正借此可以敲打敲打李鸿章,这是黄体芳为官多年总结出来的心得,也是他能够成为人人害怕的枪手的杀手锏。可是这一次他却错了,他将付出代价,他的心得的确很高明,但是他却犯了一个错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的经验并不代表任何时候都会管用。
出乎黄体芳意料的是,这一次慈禧竟然勃然大怒,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说他“妄议更张,迹近乱政”,意思是说他胡说八道,乱出主意,唯恐朝廷不乱。这话比较重了。黄体芳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按照过去的经验,老佛爷您应该先批评至少是责问李鸿章才对啊!
李鸿章并不替自己申辩,因为他知道此刻最好的选择是保持沉默,等候朝廷发落,如果朝廷问责,自己再按惯例引咎辞职不迟。
慈禧的指示下来了,她对李鸿章说朝廷对你格外开恩,虽然有人告你的状,可是你该干嘛还干嘛,希望你能不负朝廷一片苦心,好好干活,做出成绩让大家看看,也好让大家知道朝廷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慈禧这话说得的确相当漂亮,拉中带打,软中带硬,实在是高,黄体芳还是猜对了一半,但是另一半他却没有猜到,因为慈禧真正要惩罚的是他而不是李鸿章。
凭心而论,黄体芳对李鸿章的攻击基本上还是在理,其中事实都还靠谱,可是慈禧这一次却一改传统做法,把黄体芳交给户部议处,要给他定一个罪名。
户部官员与黄体芳一个鼻孔出气,有意替他维护,给他定了一个“妄行条陈”也就是乱打报告的罪名,做出了降一级使用的处理意见,同时认为这是因公事而起,所以两相抵消,免予处罚。户部的想法与黄体芳相似,都以为慈禧会就此作罢,可是这一次他们也错了。
慈禧对这个处理意见非常不满,再次大发雷霆,表示户部判得太轻,有失公允,有包庇之嫌,这次她干脆直接给黄体芳做出了降两级使用的判决,并且要求户部赶紧落实,黄体芳最终降为通政使。
历朝历代的皇帝对言官基本上都奉行一条基本原则:鼓励告状,言者无罪,可以捕风捉影,可以无证举报,而且是实名举报。言官是皇帝对付大臣尤其是手握大权的大臣的一种秘密武器,也是他们维护自己手中权力的工具,皇帝一般都会纵容告状,甚至在找不到罪名的时候还会暗示甚至鼓励告黑状,以便除掉威胁皇权的心腹大患,岳飞和于谦的“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这么出来的,其实不过是皇帝夺权的一个借口。这个借口不能自己说,必须由言官来说。
黄体芳这次是个例外,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挨了批评不说,还被降了两级,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清朝以前基本上绝种。因为此时的清朝已经不是以前的清朝,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这一奇怪的政治现象。
他在告状信中所说的大臣拥兵自重,不听号令的现象其实早就已经登上了清朝的历史舞台。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迅速崛起,后来又有楚军和淮军,并且形成了督抚权力越来越大的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代表,而此时的情况更为严重,曾国藩、左宗棠、还有沈葆桢都已经作古,元老派重臣之中李鸿章是仅存的硕果。
二十年来的洋务和军务基本是李鸿章一手操办,在国内的资历和威望以及实力已经无人能敌,不断式微的清政府不依靠他来苟延残喘,还能依靠谁?海军衙门里的奕,其人综合实力根本不能望李鸿章项背,不是朝廷依靠的选手。
李鸿章能在如此恶毒的攻击下促全自己,正是利益于他独特的政治水平:既做事,也自保,两不误,在这种艰难的政治氛围中,动辄得咎,朝廷猜忌,同行阻挠,只有建功立业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只有保住了头上的乌纱帽,才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就是李鸿章为官多年的心得与体会,也是他能够成为晚清第一重臣的奥妙。
黄体芳受到严惩之后,再也无人敢向李鸿章开火,可是他仍然本着小心谨慎、戒骄戒躁的原则,在朝中依靠恭亲王奕?,在地方提拔一批忠心而能干的手下,怀着如履薄冰的态度,一心一意打造着他梦想中的强大海军。
经过艰难的经营,北洋已经拥有两艘铁甲舰,一艘新式穹甲巡洋舰,两艘撞击巡洋舰,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波折和风险,李鸿章还是感到非常开心,虽然还没有正式成军,但是这已经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岁月不饶人,青春逝如飞。
十几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李鸿章不经意间就从一个四十几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除了强大北洋,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外,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为了这个目标,他决定让北洋舰队出去走一走,可谁曾想,事情的结果却与他的出发点完全背道而驰。
俗话说乐极生悲,刚刚找到自信的李鸿章怎么也想不到,在一个叫做长崎的地方,一桩血案即将即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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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长崎血案

一、屠杀
1886年8月13日,日本长崎。
一队悬挂龙旗的军舰,缓缓地驰进沸腾的港口,走在最前面的是旗舰定远,镇远跟在后面,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气笛声,围观的日本人发出一阵阵尖叫。
在一浪又一浪的尖叫声中飘荡着的,不只是惊讶,还有一些令人捉摸不定的情绪。
北洋舰队曾经先后两次访问过日本,对北洋舰队未来的命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次访问中,北洋官兵们享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北洋舰队第一次到日本,严格来说只是非正式访问,按照礼节,又是邻居,日本官民应该要友好地接待,以增进两国的友谊,北洋官兵们应该可以度过一段快乐而惬意的时光,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暴力和血腥。
这是李鸿章始料未及的。
陪同醇亲王举行第一次阅兵式之后,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和总教习琅威理率北洋舰队到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海面,此举的目的在于震慑俄国对朝鲜的觊觎,不久舰队又前往海参崴接应在吉林东部勘查边界的吴大澄,不过舰队并没有回国,而是折向了日本。
北洋舰队这次是到日本去维修和保养的。当时旅顺船坞还没有竣工,北洋大型军舰只能到国外基地维修。定远、镇远、济远虽然回国不久,但是下水却已经有些年份,在德国风吹雨打了好几年,这次准备去日本长崎进行常规保养。
水兵们初到日本,部分水兵离开军舰,来到长崎街头。长期在大海中漂泊的水兵们生活无趣枯燥,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岸休闲放松一下,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情,他们显得有些兴奋,可是俗话说乐极生悲,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惊天血案。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候他们的并不是甜蜜的微笑,竟然是冰冷的刀子。
关于冲突的起因,有很多种版本。本人看到的至少有四种。
版本一: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中国水兵在日本红灯区招妓,嫖妓双方发生纠纷,妓院老板到警察局投诉,本来事情就此可以了结,可是日本警察偏袒自己人,拉偏架,六个中国水兵一气之下,又回到警察局理论,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日本警察被刺伤,上岸招妓的中国水兵被警察局扣押,其他五名水兵逃回军舰。
版本二:日本方面还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一名水兵上岸买西瓜,日本人去找零,结果许久未归,中国水兵便去寻找,随后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警察被刺伤。
版本三:这是英国公使的说法,与日本第一个说法大同小异,说是中国水兵与妓院仆人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前来干预,双方打了起来,一名日本警察被刺伤。
版本四:中国申报的说法是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一名日本警察前来无理阻拦,于是发生冲突,日本警察被刺伤。
无论是招妓说还是购物说,其实都是小事一桩,日本和英国偏重于前者,想污蔑中国水兵生活不检点也在情理之中,而购物说则更能显示北洋水兵的军纪严明。但不管哪种版本,都隐藏着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那就是日本警察对水兵有挑衅之嫌。
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处理起来也容易,北洋水兵没有太过在意,舰队司令丁汝昌也没有提高警惕,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惊天血案正在等着他们。
1886年8月15日,北洋水兵集体放假上岸休息,鉴于两天前的磨擦,提督丁汝昌下达了一条特别的命令:水兵不得随身携带武器。并且再三嘱咐,玩可以,别惹事儿。
这条命令体现了丁汝昌的谨慎,反映作为舰队司令的细心,但正是这条命令,让上岸的水兵陷入到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
北洋舰队的管理比较严格,平时的训练也比较辛苦,数百名北洋水兵被异国风情所感染,兴致很高,三五成群上岸开始逛街,有的观光,有的购物,这样的免费旅游的机会,他们不想就这么浪费。
事实将告诉他们,到了别人家做客,有时候也是要提高警惕的。一张大网正在向水兵们张开,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情的屠杀。
从历史上来看,杀个把外国人还是有的,但是对代表政府来访的军人杀掉,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胆子。当然,除了日本人。
北洋水兵们很快就会明白,两天前的摩擦,仅仅是个热身而已,日本人接下来要上演的,才是震惊世界的超级大剧。
在广马场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正在浏览观光的水兵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日本警察层层包围,街头两头被堵截,完全被包了饺子,那些凶神恶煞的日本警察,二话不说,见到北洋水兵挥刀就砍,周围的日本居民也趁乱参战,有的从楼上往下面倒热水烫,有的从上面扔石头,部分胆大的甚至还手持刀棍助战,手无士寸铁的中国水兵散布在街头各处,落单的水兵猝不及防,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中吃了大亏。
伤亡统计数据一出来,令人震惊。北洋官兵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日本那边,死1人,伤30人,市民伤若干人,死亡比例是5比1,受伤比例接近2比1,中国水兵完全处于下风。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综合比对各方情报,经过一番沉思,他对这起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潜谋报复,挟嫌寻衅。
远在千里之外,仅仅凭着几封电文,就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除了李鸿章,大清帝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难怪他能够成为晚清第一风云人物。
此事看起来像是一起报复,但是仔细一想,说不通。
如果只是简单的寻仇,就不会有几百个警察集体行动,而且组织严密,准备得如此充分,幕后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到底是谁?再说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市民也参与到这起事件中来?他们是自发参与者的,还是与警察有着统一的组织和指挥?
各种迹象表明,尤其是日本警察与平民屠杀之疯狂,下手之狠毒,都说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谋杀案。
这起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屠杀,其背后的动机,有且只有一种解释:仇恨。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问题是,日本警察与北洋水兵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过结,如此强烈的仇恨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偏偏要找北洋水兵下手?!
可是对于那些水兵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去分析到底日本人为什么对北洋水兵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而是如何找回公道。
军人都是有一点剽悍气质的,没有这个气质也成不了军人,看到自己的同伴们死的死,伤的伤,水兵们愤怒了,他娘的,你们也欺人太甚了!
群情激愤的水兵们,卷起了袖子,褪去了炮衣,把定远305毫米口径的巨炮亮了出来,准备教训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杀人犯。
同样愤怒的还有北洋舰队总教官琅威理,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愤怒并不在北洋水兵们之下,丧心病狂的日本人太狠毒了,他认为站在天理的角度,应该勇敢地进行正当防卫,好好教训一下这帮日本人。
一旦开炮,屠杀将继续扩大,因为日本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定远和镇远的火炮,那不是吃素的,几炮下去,长崎就会成为焦土。
只要水兵的手一哆嗦,一炮下去,将会点燃一场战争。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了这一切。
他对水兵们说,日本人不仁,各位不能不义,日本人不讲道理,咱家不能不讲道理,日本人野蛮,咱们不能野蛮。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水兵们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但还是把心中那团怒火强压了下去,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历来以大局为重的领导,不再说话。

二、考验
说话的是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
他以领导人应该有的冷静和淡定,及时阻止了屠杀的扩大,也阻止了一场战争的爆发。其实,这场战争迟早是要打的,真要在这个时候打起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能预测到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出言制止那些愤怒的水兵。
水兵们和琅威理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好你家里来做客,主人本应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好酒好菜端上来,可是你却举起屠刀,将人家砍得死的死,伤的伤,但凡有点血性的人,都会这么干。
但是丁汝昌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干,千万不能激动。因为自己还在试用期。这是他能不能从临时司令变成正式司令之前的第二次考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七年前,他经过自己的努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考验,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十年前,他从业没想过会进入海军这个行业,更没想到会成为海军一号首长,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骑兵司令,跟海军司令八杆子打不磁卡。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李鸿章偏偏就看中了他。
这次到长崎来,他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倭寇杀了人,水兵们要报仇,事态有失控的趋势,一场大仗眼看就要打起来,要是真的打起来,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作为这次访问的带头大哥,摆不平这件事儿,李鸿章绝对不会饶了自己,毕竟现在还不是正式的舰队司令,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考察也就结束了,自己恐怕还得回去干老本行,当一个骑兵司令。
虽然他没有上过海军学院,只在水师呆过一段时间,但这些年来,日日夜夜呆在军舰上,他已经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官场就像贼船,上来容易下去难,不上来还能干个骑兵司令,可是一旦下去了,恐怕做个平头百姓都难。
只能上,不能下,这就是官常
在丁汝昌的劝说下,水兵们和琅威理终于放弃了炮轰长崎的想法,他们决定按照丁汝昌的意见,走外交路线,各平解决此事屠杀事件。他们等着日本政府前来道歉,将那些杀人犯五花大绑着送到北洋舰队来,让堂堂的天朝上国找回一点尊严。
然而日本人却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去撞墙的答案。八年后,如果丁汝昌知道忍耐会导致那样一个结果,也许他就不会制止手下的这些热血男儿。
但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世界没有后悔药,当丁汝昌含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明白一个道理:
该打的时候,还得打,尤其是人家已经举起屠刀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惯坏的,三天不骂,他是老大;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对于丁汝昌来说,能不能妥善处理好这起重大的突发事件,顺利通过这次考验,才是最重要的。
丁汝昌一直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李鸿章偏偏就看中他这个骑兵司令,在北洋舰队,定远舰长(管带)刘步蟾,镇远舰长林增泰,都他比他更适合当任北洋舰队司令,如果论能力和水平,根本轮不到他。
为什么选择了丁汝昌,答案当然只有李鸿章。从长崎血案的处理来看来,这一次,丁汝昌总算没有让他失望,也没有辜负他十年来的一片苦心。

三、选帅
回到十年前。1877年,天津,直隶总督府,北洋大臣办公楼。
五十开外的李鸿章,正在与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密谈。这次谈话貌似平常,但是却极其重要。当事人,与当事人有关的人,很多人的命运将因为这一次谈话而改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套用一下的话,千将易得,一帅难求。一支军队到底能不能打,关键在于有没有灵魂。舰队的灵魂,就是舰队司令。
没有一个优秀的舰队司令,就算有再先进的军舰,有再优秀的舰长,这支舰队也只会是一盘散沙。打过太平军,打过捻军,枪杆子里出官位的李鸿章,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让人痛惜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大错,成为后人“批判”他的一个“罪证”。
从打仗的要求来说,一名优秀的舰队司令官,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强大的专业素养,要熟悉军舰和海战知识,尤其是精通海战指挥规律和艺术;
二是超群的领袖才能,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群众威望,才能驾驭和指挥每一位舰长,做到人舰合一,将舰队的整体力量发挥到极致。
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好找。
白手起家办海军的大清帝国,在一穷二白的那个年代,要想培养出一个如此优秀的舰长,不亚于今天培养一名航空母舰舰长,难度比培养一名宇航员不会小太多,按程序算起来,至少得花上二十年。
先学理论,上海军学院需要三年,算上学外语的时间,至少得四五年,中国人是教不了的,外国人又不懂中文,只能先学外语。然后上军舰实习,至少四五年,然后上国外进修一下,登舰实习一下,又是四五年。再然后回来做舰长,炮艇,巡洋舰,铁甲舰,一步步干上去,顺利的话才能做到舰长。二十年是少不了的。
打个七点五折,也得十五年,实在不济,打个半折凑合,也得十年。不能再打了。再打了就成丁汝昌了。
二十年的人没有,打个折的人还是有的。至少有三个人眩此事还得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左宗棠。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但是除了会打仗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却是整个晚清绝无仅有的——高瞻远瞩。
早在李鸿章看上丁汝昌十一年前,也就是1866年,左宗棠就在福建马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福州船政局,设在马江马尾,又叫马尾船厂,是晚清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件更漂亮的事情——筹办建立海军学院,校名初定为求是堂艺局。
就在筹备建立船厂和学院的时候,左宗棠被调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临走之前,他推荐沈葆桢接手。沈葆桢不负所望,尽心尽力,很快就把船政局打造成远东第一造船厂,海军学院——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改名而来)——也顺利开学。
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海军军官学院,是海军中的“黄埔军校”。
说来奇怪,中国的军校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第一期往往最厉害,出人才最多。黄埔军校是这样,福州船也是这样。
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招生情况有有着直接的关系。报考的人越多,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好学生就越多,就越容易出人才,出成绩,名校都是这么做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所海军学院,根本招不到学生,招生广告打出去,风平浪静,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是门槛太高了吗?答案不是。
虽然是海军学院,但是入学要求一点也不高,甚至可以说非常之低:年龄12-15岁,粗通文墨,聪明伶俐,相貌无要求,有点文字基础,认得几个字,脑筋还管用就能录取,当然,如果有点外文底子就最好不过了。但这不是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充其量也就今天普通中学招生的水平。
要搁现在,要是哪个海军军官学校招生的话,用不着写招生简单,估计学校的门槛都要被踏平。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福州船政局根本招不到学生。学校建好了,外教请来了,招不到学生,一切都是白瞎。
读书人都不愿意来,对海军学院不感兴趣。科举考试在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考上科举中了进士就能进入官场,不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能光宗耀祖光大门庭,读书人都在挤破了脑袋往前面挤,在四书五经里埋头苦干,船政局要学的是英语、机械、画图,这些东西科举都不考,学得再好也只是当个学徒和技术人员,哪里比得上朝廷命官威风实惠?
没有爱国青少年前来报考,学校眼看要黄。只剩下一个办法了,老师们亲自出马,四处转悠,去挖学生。现今,二三流的学校,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一流学校都是供不应求。福建招不到,只好跑到广东去招,还是没招满,只好去香港,经过一番奔波,加上沈葆桢想了一种特殊的办法,总算把学生招齐了。
这个办法很现实,就是提高学生待遇,包吃包住,包发校服,吃穿住全部解决,等于是免收学费,还有奖学金,三个月一次大考,考一等的有奖金,十两白银,一年下来,最多的可以拿到四十两,折成人民币,大约有一万多块,一人苦读,全家不饿,吃喝拉撒都有了着落。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招生还是很管用的。很多学校现在还在用这一招抢生源,百试不爽,很有效果,疯狂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恶性竞标“拍买”的情况。当然,那些家里有钱的学生还是不会到这种海军学院来的,他们会依然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不息,这种小恩小惠,对那些贫困生还是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和杀伤力的。
福州船政学堂招的都是些贫困生,尤其是家道中落型的比较多,这些孩子原本条件还不错,家里供得起,家里出了变故,科举考不了了,这所海军学院正好是条出路,他们前来报考只是为了吃口饭,给家里挣点钱,创点收,名义上是来读书,其实就是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这就是他们报考这所学校的初衷。
比如招生考试状元严复(严宗光),本来有个做医生的父亲供他上私塾,打下了不错的国学底子,可就在福州船政局开学前不久,他父亲在治病过程中感染了零乱,死了,没了经济来源,十三岁的严复只能辍学,为了养活母亲,决定报考海军,他叔叔是个举人,死活不同意,严复母子下跪苦苦哀求才作罢。
然而正是这些苦命的孩子,后来成长为叱咤战场的海军将领,在美丽的蔚蓝色的大海上,上演了一出悲壮慷慨的时代大剧。他们将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这些孩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可以套用一句俗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到福州船政局做学生,比起那些正在背水一战的高三同学们,日子更加难过。
一年只有三天假期,端午,中秋,过年的时候沈葆桢休息他们就休息,沈葆桢上班他们就上学,中间无故不得请假,除非重病,寒暑假和周末统统地没有。不放假也可以理解,毕竟学习任务比较多,学习压力比较大。考了二等的还算凑合,没有奖学金,也没有惩罚,继续保留学籍,考了三等的就惨了,两次,黄牌警告,三次,红牌走人,开除学籍。
这些花季少年,本应无忧无虑地倚偎在父母的呵护中,享受幸福美好的时光,但是他们却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日夜苦读不辍,因为在他们的肩上担着家庭的责任。
重赏之下,必有优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懂事的孩子,十余年如一日的刻苦学习,终于有了回报。四年过去了,他们顺利地毕业,拿到一笔不小的奖学金的那些学生,登上军舰,开始了四年的实习,其中最优秀的,又被选择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实习。
这些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名字将被永远地铭刻:林曾泰,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叶祖圭(左有王旁),邱宝仁,林国祥。
他们当中,有六个人后来成为北洋舰队主力舰长。其中最优秀的是定镇二舰舰长刘步蟾和林增泰,经过长达一十二年的系统学习和专业实习,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舰长,也是大清帝国最有资格出任北洋舰队司令的人选,但是李鸿章没有选择他们。
他选择了丁汝昌,一个骑兵司令出身的人,没有进过海军学院的大门,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个选择让大家感到十分困惑,精明强干的李鸿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1881年,他亲手揭开了这个谜底。
在那个奏请让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的奏折里,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隐藏在他的心中,也隐藏在这个奏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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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2:0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理由
李鸿章是个很有想像力的人,除了他,大约谁也不会从丁汝昌身上看出来,这个人具备成为海军舰队司令的潜质。
一切,开始于1877年的那次谈话。一次十分偶然的谈话。
当时,丁汝昌正赶往甘肃就职,路过天津,碰巧伤病复发,就请假住下来养玻人食五谷杂粮,生个病再正常不过,但是丁汝昌这个病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他的人生道路,将因为这场病而彻底改变。
养病期间,出于礼节,丁汝昌前去拜访了李鸿章。这原本是一次极其普通的人情礼仪,顺路拜访一下老领导,本是人之常情,无非是聊聊天,叙叙旧,巩固一下感情,来日好有个关照。
可是这一次聊的时间有点长,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密谈,李鸿章摒退了左右,与丁汝昌进行了单独的密谈。这一谈,就是一两个时辰。对于身兼数职、日理万机的李鸿章来说,这是很少见的特例,尤其是接见一个曾经的部下,简直就是破天荒的事情。
如果不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两个男人绝对不会八卦这么长的时间。于是忍不住要问,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这次谈话由于没有秘书做记录,当事人也没有写回忆录和日记之类的东西,所以史料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推测他们谈话的内容。因为这一谈,丁汝昌就没走了。
丁汝昌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他将收获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惊喜。天上有时候真的会掉馅饼,而且这个馅饼很大,砸得人有点头晕。
李鸿章把丁汝昌截留了下来,随即被派到新到蚊炮船飞霆号,1879年正式上奏朝廷,将丁汝昌留在北洋,不久被任命负责督操北洋炮艇,到1881年李鸿章下次上奏,正式请求任命他为北洋海军统领,已经是北洋舰队司令的第一人选了。
看来有时候多到领导那里,尤其是老领导那里走动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稍稍翻阅一下丁汝昌的简历,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李鸿章做得很不靠谱。
丁汝昌于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家境一般,曾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投入李鸿章淮系名将刘铭传门下,参与镇压太平军,曾在长江水师任过职,剿平太平天国后,又北上剿灭捻军,成为一名马队军官,因屡立军功,被授予提督衔。
既不是福州船政局的学生,也没有出国留过学,压根儿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与海军唯一沾点边的就是在水师干过一段时间,但是传统水师与现代海军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在海军和海战知识这一块,丁汝昌基本上算是一个文盲,根本不具备指挥一支现代化海军的能力。
外行指挥内行,不但没法打仗,而且没法服众,底下这些官兵们怎么可以买账呢?更何况他要指挥和驾驭的是那些经过十几年系统学习和实践的留学生,丁汝昌与他们既没有同学情谊,又没有领导恩威,在他们心中怎么可能地有崇高的威望呢?这些人与淮军那些官兵不一样,丁汝昌凭着勇敢和战功,驾驭那些淮军官兵当然绰绰有余,但是要想让这些“现代化”了的海军将领心服口服,恐怕没这么容易。
对于这两点,精明的李鸿章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执意要指定丁汝昌来当这个舰队司令呢?
在1881年的那个奏折,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决定,也是逼不得已。因为北洋海军的这些舰长,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虽然有了海军知识,但是终究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缺乏实战经验,而丁汝昌是战场里杀出来的,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这条理由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很离谱。丁汝昌是有实战经验没错,但那些都是兵步和马队,与海军完全不沾边,唯一沾点边的就是在水师呆过一段时间。传统水师那点经验,相对于现代海战来说,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丁汝昌不但没有海战知识,而且没有海战经验,比较起来,那些福州船政局出来的留学生们,他们至少还懂海军和海战知识,也在军舰上干过舰长,难道不比丁汝昌啥也没有更适合当舰队司令?
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何况别人?
选帅是件大事,关系到北洋舰队能不能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舰队,也关系到北洋舰队的领导层能不能团结一心,丁汝昌除了资历和年龄,与刘步蟾和林增泰他们相比,没有其他任何优势,把他提拔空降下来,这些才华横溢的舰长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呢?
李鸿章也知道自己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少说服力,于是在奏折中着重强调了丁汝昌也不是完全不懂海军,他说丁汝昌自从调到北洋来之后,能够虚心学习,积极与中外同事切磋,对海军知识也渐渐上了轨道,说不定到关键时刻能够创造奇迹。
这条理由,看起来似乎也不错,虽然没有进过海军学院,但在实践中学习也是一条途径。不过仔细想想还是不靠谱,要说专业知识,丁汝昌再怎么悟性高,也拼不过那些留学的尖子生埃比如刘步蟾和林增泰,无论学识还是胆识,以及在官兵中的威望,哪一条不比丁汝昌强呢?
李鸿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要坚持选丁汝昌,而不愿意从留学生中挑选表现出色、更有任职资格的刘步蟾或者林增泰呢?
真正的谜底,其实是李鸿章所说的另外四个字,只不过常常被大家忽略罢了。因为也许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一个说法,叫做潜意识。

五、谜底
这四个字,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评价:“忠勇朴实”。
在一篇比较长的奏折里,这四个字很是平淡无奇,一点也不起眼,所以常常被人忽略。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李鸿章是想说服朝廷同意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统领,就应该给他个高度评价啊,可是这个评价并不高嘛,怎么能够说服朝廷,又怎么能说是李鸿章选帅的真正理由呢?
但是真相的确就在其中。
这个评价虽然不高,但是从日后丁汝昌的表现来看,李鸿章的这个评价却极其准确而中肯,简直是入木三分。
忠,就是忠心。对谁忠心?当然是朝廷。丁汝昌打过太平军,打过捻军,对清政府死心塌地,忠心耿耿。这个朝廷清楚。更重要的是丁汝昌还能忠于李鸿章。因为丁汝昌是他的老部下,是淮系的老底子,又是安徽的老乡,知根知底,丁汝昌之所以在天津要专程前去拜访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李鸿章在淮系的声望和地位,要驾驭丁汝昌当然是小菜一碟。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刘步蟾和林增泰那些留学生就不忠了吗?答案当然不是。他们忠于朝廷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会不会忠于李鸿章,这个他拿不住,没有十分的把握。毕竟这些留学生们都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不是淮系的老底子,他们进入北洋的时间还很短。作为新进入淮系的福建和广东人士,这些人对他能不能做到忠心耿耿,完全由他掌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作为他构建淮系力量体系的核心力量,北洋舰队这支武装,他不会冒险交给这些人。
勇,就是勇敢。有了这个品质,起码不会当逃兵,不会投降往朝廷脸上抹黑,也不会让他给别人抓住辫子。
朴实,就是实在,稳重,老实,诚实,等等,反正不会耍心眼使坏,不会两面三刀,不会玩阴谋诡计,总而言之就是“听话”。
这一点才是李鸿章最看重的。唯德是举,唯亲是举,这是他选择帅的第一原则。领导提拔人才,说是说德才兼备,其实在才差不多的情况下,往往看重品德,最重要的品德当然是听话,不听话怎么驾驭你?所以领导宁愿找个能力差一点但听话的,也不愿意找一个能力强但不听话的,只有这样用起来才顺手,才放心。
领导喜欢用自己身边的人,用贴自己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官场自保的必然选择。
忠心第一,品德第二,才华第三,这才是大清帝国官场提拔的真正规则。一心想把淮系做大做强的李鸿章,更是这一原则的忠实执行者。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心理学上,自己意识不到的想法,称为潜意识,它比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想法,更能左右人们的行动。
比较起来,那些留学生们由于有点水平,可能不大把并不精通海军的李鸿章当成偶像来崇拜,也就不会俯首帖耳。所以这些人当舰长没有问题,但是当舰队司令暂时还不放心。
谜底总算水落石出了。李鸿章选择帅的目的是方便控制北洋舰队,而不是有利于北洋舰队在未来海战中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
李鸿章的这个做法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是可以理解。这并不是他的首创和发明,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官场的通病,在民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选官制度历来都遵循着站队原则,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哪一个官员不想构建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
明清在这个问题上尤为严重。湘军崛起之后,这个情况就不断地恶化。从入关那时候起,满人对汉人严加防范,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八旗和绿营完全打不了仗,最后是靠着曾国藩组建的民兵湘军才打下天京,从此以后,兵为将有的局面开始出现,这种状况在李鸿章手里变得更加严重,淮军名为官兵,实际上只有李鸿章才能调动指挥,地方大员开始把持精锐武装,正是大清帝国走向灭亡的预兆。
丁汝昌虽然不是舰队司令的最佳人选,也不具备一个优秀海军司令的才华,但是也不像人才想像的那样无能,从日后的表现来看,也能打个及格。当然这有个前提——如果不打仗的话。
李鸿章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让他能顺利地统领北洋海军,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动丁汝昌成长,使他更接近一个海军司令的标准。
毕竟海军司令不是一个普通的岗位,李鸿章不能不慎重对待,并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察和考验,在正式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之前,关键性的考验一共有两次。
1881年是第一次,也是很关键的一次。
自从那次生病以后,留在天津已经四年了,丁汝昌都处在考察期,或者叫做试用期,但这毕竟只是打理北洋海军的后勤和日常管理,为了检验丁汝昌是否真的有独挡一面之才,李鸿章派他到英国负责接收超勇和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
这次接舰团的规模非常庞大,共有四百多人,团长就是丁汝昌。
作为第一次率领这么大的使团出国完成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决定不辱使命,他与李鸿章之间还是有默契的,四年来,他一直潜心学习,苦惊经营,一点一点地建立着自己的威望,从一个海军盲成长为一个对海军知识基本有所了解的人,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
丁汝昌深知此行的重要性,抵达英国之后,他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与英国海军部的海军名将和著名军舰设计师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四年来的努力,使他在管理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接舰团的纪律和秩序非常良好,加上他本人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各方的评价都还不错,率舰队回国途中,他还经常与林增泰和邓世昌等人一起研读海图,制订航线,展现了一定的专业素养,总体来说,看起来他已经是一位舰队司令了,事实上他正在不断进入角色。
超勇和扬威经过两个月的航行,顺利回国,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表现非常满意,也下定了让他执掌北洋舰队的决心,不久就正式上奏朝廷,正式任命他统带北洋海军。
但是,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北洋舰队才刚刚起步,随着海军建设的铺开,舰队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对舰队司令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李鸿章知道,丁汝昌能不能最终成北洋舰队司令,还得靠他自己的努力和悟性。
这一点,丁汝昌也知道。
福州船政局毕业的那批留学生,虽然表现上把自己领导,但是内心里却未必服气,这些未来的舰长们,既是同学,又是老乡,自己如果不能与他们处理好关系,将会被孤立架空,成为太上皇,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与他们处理好关系,更要争取中下层官兵的支持和拥护,所以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低调,要与广大基层官兵打成一片,以赢得坚实的群众基矗
毕竟是半路出家,尽管李鸿章着意栽培,丁汝昌迎头追赶,但是海军司令毕竟是一个含金量太高的岗位,而后续事件的发展,也证明一个海军司令光有“忠勇朴实”的品德是不够的,“出类拔萃”的专业素养在实战中交更加重要,否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将是一场悲剧。
对长崎血案的处理,是丁汝昌正式成为北洋舰队司令之前必须面对的第二次重大考验,虽然他用自己的“朴实”制止了事态的扩大,但如何妥善处理此事,才是最重要的。除了他,接受考验的还有李鸿章。
在决定如何处理此事之前,李鸿章需要弄清楚日本人制造长崎血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种刻骨铭心式的仇恨究竟从何而来?
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将近些年来中日交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好好地回忆了一遍,一直模糊着的答案终于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六、仇恨
沉睡越久的火山,一旦爆发,威力就会越大。
日本人的仇恨,已经积累了好几百年。它就像一座岩浆涌动的火山蠢蠢欲动,长崎血案只不过是这座火山爆发前的一次小小的试喷。
这条仇恨之河的源头,要从丰臣秀吉说起。
他的光辉事迹,关心中日关系的朋友应该会略知一二,这个被称为日本武神的家伙于1583年统一了日本,之后就做起了“天皇坐镇北京,丰臣秀吉坐镇宁波,然后占领印度”的春秋大梦,他三次出兵朝鲜,每次都被狼狈不堪地赶回日本,终其一生,别说进中国国门一步,甚至连“三八线”都不曾迈出。
丰臣秀吉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却留了下来。这样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其中最关键的有七个人。明治维新前有四个。
第一个名叫并河天民。
大家对他可能会陌生一点,此人是幕府时代的日本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者,1716年他向政府提交了《开疆录》,鼓吹“海外雄飞论”,首次提出将“大日本国”扩张为“大大日本国”,办法是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琉球,南洋。
第二个是佐滕信渊。
这个人非常关键,也非常另类,在这里要多说几句。就出身和职业而言,本来这些事儿都轮不到他。他做过医生,当过教师,干过秘书,不是高官,也非要员,但他对日本的影响却极其巨大。此人有个特点,热爱学习,喜欢思想,没事喜欢瞎琢磨。他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自负有才,无处可施,难免意淫,幻想出名,可偏偏这样一个儿,还真的一不小心就“名垂日史”。
四十九岁那年,旅游爱好者佐滕信渊开始环游日本,别人旅游越走越开心,他却越走越忧伤,越走越伤感,在旅游的过程中,支离破碎、面积狭小的国土让他极为不满,一股强烈的悲观和失落情绪开始在他心中膨胀,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绝佳的方案,并写成《宇内混内密策》。
在文中,他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宇内混同论”,当然这只是他自欺欺人、富丽堂皇的说法,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侵略扩张论”,他的方案是先侵略和吞并中国,然后把西域(由此来看此人水平也确实有限,竟然不知西域是中国领土)、暹罗(今泰国)、印度都并入日本版图,这样日本就能改变家底子薄弱的大问题,这种强盗逻辑,翻译过来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这个喜欢无事瞎琢磨的人,琢磨的水平的确让人叹服,他不但提出要侵略中国这个目标,甚至连实施计划和方案都琢磨得详详细细。在他看来,中国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他还预计完成这个狂妄的计划的时间只需五到七年,看来此人是个正宗的日本版“阿Q”。
这个无比狂妄的家伙还指出要侵略中国,得先侵略满洲,然后侵略吞并朝鲜和中国全境。只要想想日本后来多次入侵中国的线路,就不难明白这个人的可怕之处,我想你应该会懂的。
第三个是吉田松阴。
1830年9月20日,出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椿东)一个武士家庭庭。在他二十三岁那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黑船事件”,美国人开着军舰逼日本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为了弄清原委,他乘着小舟半夜天更跑到美国军舰,要求偷渡到美国去,结果被美国人丢在沙滩上。
“如果死而能不朽,那就随时准备去死;如果生而能成大业,那就要坚强地活下去”。吉田松阴狠狠对说出了这番话,然后跑到幕府自首,幕府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偷渡是犯法的。
与佐藤一样,吉田也是一个受琢磨的家伙。坐牢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可是他却一点也不在乎,甚至没有一点沮丧,因为他可以静下来,也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他的问题。在狭小的、潮湿的、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监狱中,他写成了一篇影响了无数日本人的文章:《狱是贴》。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行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驰,徐应之于外。”
从文字来看,此人胸中还是有点沟壑的。接着看。
“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以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自己的脑袋都已经朝不保夕,竟然在思考日本的出路,谋划的是万世,其思维之缜密,其视野之开阔,今天读来仍有一股逼人而来的凌厉剑气。因为,日本此后的发展战略都是以此为蓝本,臭名昭著《清国征讨方略》和“大陆政策”,都能从这里找到最原始的依据。
1856年,吉田松阴出狱,可是三年后他又回来了,而且再也没能活着走出去。1859年10月27日,吉田松阴被幕府押往千住小原刑场斩首示众,临终前,他留下了一段名言:
“我年至三十而结果,并与世长辞。我不晓得自己是一颗无实的稻壳,还是一粒成熟的稻米。如果同志们能继承我的微衷,那就像播下的种子,年年能结实,到了收获之年将无愧于心。”
除此以外,他还留下了更重要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至少影响了日本此后的三十年,甚至一百年,甚至更久。
第四个名叫福泽谕吉。
1859年,日本江户,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年轻人将从在这里开始续写吉田松阴的传奇故事,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如果说吉田松阴点燃了日本的星星之火,那么福泽谕吉则将启蒙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
他是继吉田松阴之后,对日本近代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改写了日本的历史。
1835年,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大阪,比吉田松阴小五岁,也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下级武士家庭。更惨的是,一岁半时他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家产更是中落不堪,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家乡,艰难度日,相依为命。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入学启蒙,在这个几乎相当于现在初中生的年龄,他展示出过人的潜力,很快就把那些比他早入学好几年的同学远远地抛在身后。
此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书。从第一本书——《西洋纪事》——开始,福泽谕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畅销神话,每本都在三十万册以上,他凭着一己之力,完成了日本的启蒙运动。在这些书中,他继承了丰臣秀吉以来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
他指出,日本要与亚洲落后的朝鲜和大清帝国绝交,大步迈入文明世界和大国行列,这就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雏形。除此以外,福泽论理吉还明确提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东亚扩张论”,等等。
这些论调想必大家能看明白,他的三个“前辈”都是一路货色,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侵略中国!
从丰臣秀吉到福泽谕吉,这是一条延续长达三百多年的侵略理论链条,充满杀气的矛头无一不是狠狠地对准中国。
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就像一个只有一室一厅的无赖地痦,因为不满于自家的逼仄,一天到晚总是梦想能够拥有一套四室四厅的宽敞房屋,于是当他看到邻居家的别墅就开始起着老鼠打猫的心思,没有实力的时候就意淫,一旦有把猎枪在手也就按捺不住霸占别墅的念头,谁摊上这样的邻居,真他娘的倒了八辈子大霉!
如果说前面讲到的四个人还是“意淫”的话,后面的三个人就开始“手淫”了。他们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代表。
1868年,日本倒幕运动出现高潮,倒幕军打败了幕府军,明治政府取代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了系统而彻底的改革。这场改革看起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是骨子里仍是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延续。
倒幕派成为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号称“明治三杰”,此外还有山县有朋,伊滕博文等人不久也将登上权力中心的舞台,他们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
明治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英雄时代,但其中最耀眼的当属“明治三杰”,他们尽管才华各异,个性迥然。
西乡隆盛,生于1827年,钻研过王阳明的心学,而且还参过禅,在倒幕运动的关键性战役伏见、鸟羽之战担任总司令,为明治政府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曾出任明治政府的陆军大将。青年时代曾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走出家乡外出求学时,也曾写过一首类似的言志诗,以叙青年时代之理想,其中有两个字不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大久保利通,生于1830年,比西乡隆盛小三岁,他与西乡隆盛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家境贫穷,是明治维新的第一号政治家,有东洋俾斯麦之称,执掌明治政府中枢大权,是明治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也是铁腕强硬的政治家,颇有独裁作风,这种作风虽然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但是也给他带来的灭顶之灾。
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生于1833年,比大久保利通小三岁,此人自小体弱多病,原来出身于微寒之家,但后来却精于剑道,有剑豪之称,曾任剑道馆(练兵馆)馆主,是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领导和中坚力量。
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日本终于确定了向外扩张的基本方略,分四步走:
第一步:占领琉球、台湾、澎湖列岛、库页岛,以建立东海岸的外围屏障;
第二步,吞并朝鲜,为入侵中国获得前沿基地,并阻挡俄国南下;
第三步,入侵中国,遏制俄国在远东的发展。
第四步,征服世界,称霸地球。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用意了,长崎事件看起来扑朔迷离,可是了解了上述七个人之后,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干系。在这里,可以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概括日本人仇恨的来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人偏偏就选中了北洋水兵,来发泄他们这种仇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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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2:07: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兴奋剂
电视电影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一个即将康复甚至已经康复的精神病者,有一天当他遇见某个人,或者看到某件东西之后,又会旧病复发。这个人,或者这件东西,恰恰正是导致他变成精神病的“元凶”。
长崎事件中的那些日本人,之所以做出如此极端反常的举动,原因大抵如此。
当一个人的仇恨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就会不可遏制地像洪水般爆发出来。长崎事件中,刺激了日本人的,显然是与北洋水兵有关的东西。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日本警察和平民之所以在长崎对北洋水兵痛下杀手,就是因为北洋水兵的来到,刺痛了日本人最敏感的神经。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虽然面貌焕然一新,可是毕竟底子实在太差,很难一下子彻底翻身变成巨人,离称霸世界还差得很远很远。大清帝国虽然老朽不堪,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疆域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底蕴深厚,这些老底子还是在的,日本人要想打败这个曾经的老师,暂时还比较困难,至少北洋舰队这一关就过不了。
日本是个岛国,要想打出国门,就得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把兵力运出去,那时候还没有空军,只能靠海军。明治政府虽然练了不少精锐陆军,但是如果不能打败北洋舰队,取得制海权,就只在窝在家里“望洋兴叹”。要想学三国玩“白衣渡海”集体游过来,估计日本人没这个能耐。
为了漂洋过海吞并朝鲜,顺利打进中国,日本人开始大力建设海军,从1875年到1886年,他们提出了将近十年左右的海军扩建计划,计划最多的要建造两百艘军舰,可是限于财力,实际上总共只打造了五艘主力舰。
1875年,日本在多次否决宏大造舰计划之后,终于开始实施第一期扩军计划,一口气向订购了三艘军舰。
比睿和金钢是一对同型姊妹舰,属于半铁甲舰系列,舰长67米,宽12.5米,排水量2284吨,吃水5.3米,马力2535匹,航速13.5节,3门口径为170毫米,6门150毫米的克虏伯炮,水线下装有88—137毫米的铁甲,防止火炮击穿进水。
最厉害的是扶桑舰。
扶桑舰舰长67米,宽14.6米,与前两艘舰虽然一样长,但是体型更宽更大,看起来更胖一些,马力3932匹,排水量3777吨,接近前者的两倍,这就意味着可以装备更强大的火炮,主要武器系统有4门240毫米口径和2门170毫米的克虏伯炮,杀伤力更强。
这艘军舰不但拥有强大的攻击力,而且拥有超群的抗打击能力,水线下方装有更厚更坚固的装甲,100到230毫米的铁甲可以挡住中小口径的火炮袭击,就像穿了一件防弹衣。
这三艘军舰是当时亚洲一流的军舰,尤其是扶桑舰,被誉为亚洲第一舰,在定远和镇远抵达中国之前,它是整个亚洲的明星舰。由于这三艘军舰早就于1878年下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军舰不但逐渐老化,而且随着军舰技术的进步,也相对地落伍了。
还是与时俱进吧。1886年,日本两艘巡洋舰也相继竣工——浪速和高千穗。这两艘军舰是日本也是英国定购的姊妹舰,是专门用来对付超勇和扬威的。这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排水量3709吨,马力7604匹,航速18节,载员337人,260毫米口径重炮4门,150毫米轻炮6门。
看着刚刚下水的两艘大型巡洋舰下水,日本人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是随着北洋舰队的来访,这种兴奋很快就变成了沮丧。
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日本的优势几乎在瞬间就丧失殆荆定远、镇远、济远加入北洋之后,加上远有的超勇和扬威,北洋舰队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
虽然数量上双方是半斤八两,5比5,但是实力却相去甚远。北洋舰队总吨位近20000吨,日本只有近16000吨,尤其是定远和镇远两舰,一身的钢筋铁骨,又有致命重炮,也就是说,定远和镇远可以几炮干掉日本任何一艘军舰,可是日本没有一艘军舰能够击沉定远和镇远,就算日本五艘军舰一起上也奈何不了这两艘军舰。
定远和镇远舰体庞大,炮火威武,装甲雄厚,气势夺人,停泊在狭小的长崎港口显得十分打眼。七千吨级的定远和镇远是远东第一铁甲舰,也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军舰,日本此时拥有的金刚、比睿、扶桑、高千穗、浪速吨位都只在二千到四千吨级之间,没有一艘军舰可望定镇二舰项背,于是日本人愤怒了,绝望了,沉积了几百年的仇恨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长崎血案以一种极其丑陋的方式上演了。日本人费尽了吃奶的力气,辛辛苦苦建设海军,准备入侵中国,可是定远和镇远一来,他们发现这个念头将遥遥无期,于是他们便将怒气撒在了北洋水兵身上。真正刺激日本人的不是中国水兵,而是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航空母舰”的到来,让日本人心理产生严重变态。
这就好比一个几乎倾家荡产,想方设法买来几支步枪,准备冲进邻居家的别墅抢劫,突然间发现邻居家门口已经架起了几挺机枪。心情之失落和愤懑,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很多往往把长崎事件视为日本海军发展史上的一支兴奋剂,说是因为定远和镇远刺激了日本,这才导致日本此后不遗余力地建设海军。
要是日本人这么说,倒还情有可原。如果咱们也跟着瞎起哄,那就掉进了人家精心设置的圈套。要知道,日文虽然是从汉字借鉴过去的,但是却比中国喜欢甚至更擅长玩外交上的文字游戏,常常干出些“徒弟打师父”的勾当,所以不能不多长个心眼。过分夸大长崎事件,受益于只能是日本人,这就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定远刺激说”之所以在日本如此流行,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津津乐道于长崎事件,是因为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对不起那些为了中国近代海军梦而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前辈们。
说长崎事件是一支刺激日本海军发展的兴奋剂,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玄机,其实背后大有学问。按照常理来说,长崎事件是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集体暗杀活动,无论站在道义上还是国际法上来说,日本都负有全部的责任,日本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况且事后日本还赔偿了大笔医药费,所以日本人不可能花费大量精力来炒作这一事件。
刺激说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妥,其实背后大有文章。这个圈套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长崎事件本身,而在于长崎事件的诱因。这是关键。
如果你对日本人所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圈套其实并不太高明。
日本人的逻辑是,因为北洋舰队尤其是定远和镇远威胁了日本的安全,所以日本为了自卫这才加速海军发展,这才有了日本的甲午中日战争,这才有日后的黄海大战,如此一来,战争的责任就一干二净地推给了北洋舰队,推给了中国,其用心不可谓不歹徒万分。如果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瞎起哄,不正好落入日本的陷阱了?!
北洋舰队并不是一支富有攻击性的舰队,看看这些军舰的名字就行了,定远,镇远,安定远方,镇定远方,有人可能会想到威远,威远的威,不是威胁的威,而是威慑的威,北洋舰队只希望能够保卫自己的安全,最好是能够震慑住日本的海军。
北洋舰队这几艘主力舰的名字,都是他老人家亲自起的。可是一艘也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值。长崎血案宣告威慑说的破产,定、镇、济、威,一个字都没有做到。至于“远”这个字就更不用说了,连近在眼前的日本都对付不了,“远在天边”的那些老牌海军强国就更不用说了。更早买回来的超勇和扬威,在大东沟那场决战中,既没有超级英勇,更没有扬威立万。
事情的真相已经非常明朗,真正刺激了日本人的并不是北洋舰队,也不是定远和镇远,而是日本人自己。不管怎么说,长崎血案已经发生了,摆在李鸿章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处理这起恶性蓄意杀人案件。
从实力对比来讲,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日本,应该把凶手五花大绑,马上送到北洋舰队,任由中国人来处理,枪毙都不过分。但是事实却完全出乎李鸿章的预料。日本人很快就会告诉他,这个想法很天真,而且一点也不浪漫。

八、失策
长崎血案的处理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中国赢了。
经过了解,李鸿章发现日本人一开始就很没有诚意。他们虽然野蛮,可是并不糊涂,他们在拿北洋水兵大开杀戒的同时,还北洋舰队停泊的港口附近埋下了伏兵,做好了继续防止北洋水兵自当自卫的准备。
北洋水兵褪去炮衣的时候,长崎居民开始聚集到熊本要塞,请求驻军司令出兵相助。长崎知县没有答案这个要求,表示愿望按李鸿章的意思走谈判解决这个路。
既然双方都无意在战场上较出高下,剩下的办法只有坐到桌上谈判,和平解决长崎事件,经过谈判,经过艰苦的拉锯,这桩本来非常容易处理的案子才有了结果,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如下:中国赔偿日本15500元(日元),日本赔偿中国55200元,中国首次出现赔款顺差,日本比中国多支付赔款39700元。
从鸦片战争起,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下两位数,赔的银子不下一千万两,不赔款就谢天谢地了,清政府要想从列强那里拿到赔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白日做梦。长崎血案是清政府唯一一次从别人那么拿到赔款的破天荒纪录。看起来好像是清政府取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把赔款的细则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钱赔得越多,就越失败,越窝囊。判决结果有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定性,双方达成的共识是长崎冲突的原因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
第二部分是定量,确定赔偿金额,按照双方议定的赔偿规则。中日双方分别给对方的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死亡的军官和警官的抚恤金额为每人6000元,水兵和警察每人4500元;因伤死亡的,每人2500元,负责抢救的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本支付。中国看起来是赢家,其实在两个部分里,都是彻底的输家。
第一步输得的确很不应该,李鸿章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这种定性其实是和稀泥,没有是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息事宁人、宽大为怀的优良传统。这个定性,其实只适用于8月13日的民事纠纷,并不适用于8月15日日本有预谋的围攻杀戮,清政府在这里没有坚持原则性的定性,无异于鼓励蛮横而嚣张的日本侵华情结。
第二步其实输得更惨。日本支付中国怃恤金和医药费越多,说明北洋官兵死伤越多,而且还是死于“语言不通”和“误会”,作为一个军人,这种死轻于鸿毛,毫无价值,尤其是死于这种不明不白而且是因中国水兵而起的打架斗殴,而且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些被无故打死打残的官兵,都是清政府十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培养一名这样的军人,所花的代价和成本,尤其是他们对于海军的意义,绝对不是几千块钱所补偿的,日本方面死的是警察和平民,其价值怎么能够与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官兵相比!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被誉为“中国近代三个半外交家”之的李鸿章李中堂李大人,怎么会如此失策,下出一着这样的外交臭棋来呢?
这次派遣北洋舰队到日本长崎访问,对外公开的理由是对舰船进行大修保养,但是背后却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只有李鸿章知道,这是他的一步棋。
对于日本尤其是日本海军,李鸿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警惕,正因为如此他才想方设法,不惜用尽各种心机和手段,不惜违心地推荐蚊子船浪费银子,不惜千方百计巴结醇亲王,终于把铁甲舰买到中国,使北洋舰队的实力首次超过日本海军,但是他并不想用铁甲舰去打击日本,他只想让日本人明白,不要再打朝鲜和中国的主意,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让日本人见识一下北洋舰队的实力,尤其是定远和镇远的实力。于是有了长崎访问。
这次非正式访问的目的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战略威慑。
所谓威慑,就是把对方吓住,瓦解对方的意志,消灭对方的邪念,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可惜的是他孙子兵法看多了,成了一个照搬教条的书呆子,孙子兵法虽然没有错,但能不能发挥作用也得看对象。
对于一个突然或者偶尔心起歹念试图进入邻居家抢劫的人来说,威慑可能会让他放弃这种邪恶的念头,可是对于一个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有条件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犯罪的人来说,这种威慑只可能让他加快犯罪前的准备工作,并因为不能马上实施犯罪表现出极度的郁闷和烦燥情绪,长崎事件就是这种情绪的失控与发泄。
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也就不可能在长崎事件处理中,以强硬的态度给予日本以应有的惩罚,所以也就起不到真正震慑敌人的作用,反而将息事宁人的态度暴露无遗。
他的糊涂让日本多掏了几个安葬费和医药费之外,并没有从思想上对长崎事件进行彻底清算,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意识背后隐藏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就是长期在日本土壤中生根发芽的侵略中国论,现在已经接近开花结果,到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将它扼杀在摇篮中。
“姑息养奸,遗害无穷”这句话,放在这里最合适。
长崎事件处理成这个窝囊相,等于是鼓励日本人继续往前走,正是从那时起,日本人开始国民总动员,不顾一切地追赶北洋舰队,与此同时,“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头禅。更为恐怖的是,在日本小学生中也开始流行一种自创的游戏,他们分为两队,一队扮演日本舰队,一队扮演中国舰队,游戏的内容就是捕捉中国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
弗洛伊德经过研究发现,儿童时代带给人的记忆足以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发明者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游戏一定伴随着很多青少年的成长,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以此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崎事件的处理都是失策的,也是失败的,于情于理,或者拼实力,都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很窝囊,也很没有面子。尽管清政府自己不这么认为。
可偏偏就是这个结果,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大家一定与我一样,都想弄清背后真正的缘由。
按照李鸿章的性格,本来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日本人。由于长期以来受多方误导,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懦弱,缺乏阳光和剽悍气质。其实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对待日本人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鹰派,真正的软弱的鸽派另有其人。这种强硬来自于他对北洋舰队的自信。
该打的时候不打,是要付出代价的。十年后,当北洋舰队被日本彻底击跨,他想硬却再也硬不起来了。从那时候起,在日本人面前,李鸿章就再没有硬过。九年后在马关被日本人打了一次黑枪那次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对大清帝国的外交史,尤其是中日交往史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你就会发现,除了李鸿章想不战而息人之兵这个想法外,导致长崎事件处理失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同样的悲剧总在反复上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摔倒的大清帝国,每一次都表现得无比勇敢,没有哭,揉一揉,然后再次毅然摔倒在同一个地方。
如同北洋舰队为什么会败给联合舰队一样,这个原因他同样不能说出来,只能深埋在心中独自忍受世人的误解和唾骂。

九、面子
长崎事件处理成这个样子,实在太丢人了。李鸿章觉得脸上无光。
把北洋舰队开到长崎去,不但没能镇住小鬼子,反倒被他们不明不白地屠杀,死伤一大片,真他妈太损军威了,太损国格了!
西方国家都在看热闹,他们在一边站着,冷眼旁观大清帝国如何了结这段官司,看李鸿章这个外交高手能不能拿下凶手。
李鸿章也算是有见识的人,办过不少外交,与日本人打交道也不是第一路,可是这次却感觉有点不给力。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打或者谈。最管用的恐怕还是琅威理主张的那样,先揍一顿,再坐下来谈。
李鸿章也想先打一下,但是仔细思考一番,还是放弃了。理由是力量不够,钱不够花。(力尚不足,饷亦奇绌)
只好走外交路线,派人过去打官司。可没曾想日本人不但很恶毒,而且很狡猾,千方百计就是不结案,死不认错,毫无诚意,态度非常恶劣,一拖就是半年,死去的人已经成了骨头,砍伤的人已经出了院,最后还没个说法,实在太气了。
最可气的是谈了半年,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还是处理成这个鬼样子。堂堂的天朝上国,曾经八方来朝的大清帝国,怎么嗯得下这口气?
但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结果,正是因为大清帝国为了一样东西才造成的。这种东西很虚幻,很飘渺。
一般来说,太喜欢这个东西,就会陷入一种病态。大清帝国一直无法治愈这一顽疾,就像戒不了毒瘾的鸦片鬼。李鸿章也感觉很无奈,明知这样不妥,可是他没有选择。
在李鸿章的记忆里,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经历过这种折磨。那时候,本来也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日本人,可最后也像长崎事件一样,让日本人捡了大便宜。
顺着李鸿章的思绪,回到十二年前。长崎事件为什么处理成这个样子,大家看完这件事情之后,一切都会明白的。
事情发生在1874年。
那时,日本在强行霸占了琉球(今日本冲绳县)之后,又把枪口指向台湾,由海军运了三千多人入侵台湾,结果因为实力不济被迫放弃,对大清帝国来说,日本这次挑衅非常意外,大家对这个弱小的邻居也来仿效西方那些大国的强盗行径非常惊讶。这本是一个教训日本的机会,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把握祝
处理的方式还是大清帝国热衷但并不擅长的方式:谈判。
清政府有时候的确很糊涂,让人不知道怎么说它才好。连个小日本都对付不了,人家打上门来了,不教训倒也罢了,竟然还赔了这么一大笔钱。
其实五十万两白银对于财大气粗的大清帝国来说,充其量九牛一毛。重要的赔款人说法,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丢人。
赔偿总是要个说法的,比如医务费拉,误工费拉,等等。打仗也是一样,虽然是勒索,但是勒索的理由各有千秋。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赔偿英国的就是军火药味费,也就是人家打了你,你还得赔偿人家营养费,因为人家动手打你是要消耗体力的嘛。如果你搞清楚清政府这次赔钱给日本的说法,估计会更气愤。
这笔钱是分两次支付的。
第一笔是抚恤金。协议达成之后,日本退兵之前支付。数额是十万两。抚恤的对象是被害的日本人。
第二笔是拆迁费。日本退兵之后支付,数额是四十万两。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修建的道理和房屋等基础设施,由中方买单。
第二笔赔偿金与鸦片战争赔款的由头大同小异,都是人家打了你一枪,你还得负责买枪和子弹的钱。
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笔赔款抚恤的对象不是在台湾被打死的日本人,而是在台湾被杀的琉球人,这就等于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换句话,就是承认琉球是日本所有!
清政府莫不是脑残了不成,怎么会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呢?
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条款并不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而是清政府自己提出来的。就算进行糊涂,可你李鸿章不是最懂外交,也是很精明的吗,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当然不是他脑崩智商突然下降,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原因,虽然今天听起来无比荒唐不经,但在当年却极其正常。
日本人提出的是要赔偿军费,清政府上下,包括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他们已经打定了息事宁人的主意,希望花钱消灾,换取台湾安宁,但在付钱的理由上却有不同的看法。
李鸿章摸准了朝廷的脉,赔偿军费有损大清帝国的形象和面子,毕竟老大一帝国,被一弱小邻居欺负一下,结果像西方大佬一样也赔军费,说不过去,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理由。准确来说是要找一个台阶让朝廷能够下来,李鸿章虽然负责签字,但是却需要朝廷点头盖樱
李鸿章对朝廷建议说,赔款总是要赔的,不过说法可以改头换面,一是“抚恤琉球被难之人”,也就是在台湾被杀的琉球船民,二是“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你日本人大老远跑到台湾来一趟不容易,既然你们缺钱花,那就打发你们一点,算是扶贫帮困吧!
这个建议立马得到清政府和总理衙门的赞同,日本人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条约很快就签好了。
中日两国的文化在赔款说法这个问题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是要脸不要钱,日本是要钱不要脸,管你什么由头,拿了钱才是实惠。管你白猫黑猫,抓到钱就是好猫。
清政府玩这的一套把戏,就是传说中的自慰:自己给自己快感。
真是痛快!实在过瘾!
在此之前,清政府就一直靠着这个方法痛快着,但也闹出不少风波,惹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老朽的帝国,怀念昔日的无限荣光,沉湎于习惯性自慰,无力自拔。自慰来自需要,清政府需要的是天朝上国的面子、尊严和体制。
乾隆皇帝八十大寿那年,英国政府派马嗄尔尼前来洽谈通商之事,结果因为跪拜礼节闹得不欢而散,错失融入世界的良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前来换约的时候坚持走水路,清政府因为面子问题坚持让他们走陆路,结果战事再起,咸丰跑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命呜呼,北京被人占了,圆明园被烧了,最后还得赔偿军费,再签一个更加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才算罢休。
自慰虽然痛快,能满足内心深处虚幻的欲望,但是玩得多了,总会难免会落下个前列腺炎之类的后遗症。清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重的。
谈判结束之后,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可是在这个条约上,除了赔款,还有一个大大的败着,如果写出来,你一定会大骂清政府糊涂,当然,这个条约也为中日今后的纠葛埋下了祸根。
在《北京专条》上,第一条赫然写着:日本这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真是太雷人了,这就是说,清政府不仅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合法的,而且承认琉球(原是中国的藩属国,后被日本强占)是日本领土!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难道草拟条约的这些人中文没有学好?难道李鸿章不知道这个条款背后的含义?
当然不是。
草拟条约的这些官员,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上来的,别的说不准,但文字功夫绝对是一流的,而李鸿章更是以擅长写奏折而著称,是大清帝国为数不多的一流笔杆子。
那么,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而愚蠢的错误呢?
实在令人费解。
但是只要你找到了破解这个谜底的钥匙,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个条款,并不是日本人强加的,而是大清帝国官员故意这么写的,包括李鸿章。
因为条文如果不这么写,就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面子,就是尊严,就是体制。为了得到它们,必须这么写,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面子问题是个老问题,有些年头了。要面子也未必是件坏事,人要脸,树要皮,何况一个国家,总是要些国体和声望的,可是问题如果太在乎面子,为了面子伤了里子,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病态——死要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理顺一下思路,揭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逻辑。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下面来演示一下李鸿章的推论过程:
一,给日本的抚恤金和成本费,不是军费,不算赔款,而是恩赐。
二,既然是赔偿抚恤金和成本费,那么日本到台湾来就不是搞侵略,而是正义的行动。所以大清帝国应该承认其正义性与合法性。
三,为什么是正义的行动呢?因为日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为他们讨回公道,毕竟他们人被台湾人杀了。
四,既然是保护自己国民,那么就只能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国土。
归纳一下清政府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吧:
日本率兵攻入台湾,是为了替在台湾被杀的琉球人讨回公道,因为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打到台湾不是侵略,而是正当的军事行动,清政府看在日本这么大老远跑到台湾,就是要讨回一点抚恤金,大清帝国既然是天朝上国,赔偿人家抚恤金,加上人家在台湾也花了不少钱,打发一点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去,也是应该的。
否则,如果认定琉球是中国的,那么日本跑到台湾就是无理取闹,就是侵略中国,结果清政府却又赔了款,道理上就说不通,清政府的形象就会很窝囊。
总算自圆其说了。总算自欺欺人。
一个真正的大国,不管对方强弱,都要敢于坚持正义这个原则,都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越是面对小国,就越要按原则办事,就越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否则,连一个小国都对付不了,怎么去对付一个大国!?以大哥风犯,不与小弟计较来处理问题,不会让人觉得你是宽宏大量,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反而会让人觉得懦弱和无能。
历史证明,这不是气话在,而是一条真理。不要忘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管好坏。
有鸟出头,尤其是坏鸟,该打的时候还得打,打一只鸟,总比打一群好对付。哪怕是一只小鸟,只要打得有道理,还是打一下比较好。古话说得好,杀人偿命,得道多助,只要是正义的枪声,不管打的是哪只鸟,都要大胆而果断地扣响扳机。我相信,一定能博得人们的理解,甚至掌声。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打自己的鸟,让别人说去吧。(当然,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要遵守的,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这也怕,那也怕,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今天这个借口,明天那个理由,该出手时不出手,只会错失良机,遗憾无穷,等到真正想把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竟然是作茧自缚,自己已经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大清帝国面临的两难选择:要琉球,就会没有面子,想要面子,就只能牺牲琉球。几年以后,日本由暗占变成了明抢,霸占了琉琉,改名为冲绳,正式并入日本版图。
自慰是要付出代价的,长此以往有损身心健康。大清帝国一直太要面子,一直改不了这个坏习惯,就像戒不了毒的鸦片鬼,一味沉湎其中,难以自拔,一直像一只驼鸟一样,将头深深地埋进沙里,却不知屁股却被一览无余。
了解了大清帝国的这个坏习惯,就不难理解长崎血案会是这样一个让人窝火的结局了。这个逻辑与《北京专条》是一个模式:
大清帝国没打算用拳头去教育日本人,可是又没想到日本人根本不认错,大清帝国只好退而求其次,让日本人赔点钱,找个台阶下,在外人看来日本人算是低了头,认了错,可既然没有打,而且大清帝国也赔了对方医药费,那就不能说日本人是蓄意谋杀,只能定性为因误会闹了口角,然后发生群体斗殴。
否则,日本人蓄意谋杀,犯下滔天大罪,可大清帝国竟然奈何不了这个凶手,这个说不通,很没面子。
真相大白了。
处理意见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在给长崎血案定性的时候,之所以避重就轻,说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这才有了流血冲突,是为了给第二部分赔款找个说法,这样一来,大清帝国就没吃亏,而且很有面子,虽然中国赔了钱,可是日本人赔得多啊!总算胜利了一把!
只有这样,才能自圆其说,才能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才能不让西方那些老牌国家看笑话,大清帝国才能继续保持天朝上国的威风。
这就是真相,尽管极其残酷,极其悲哀。
有没有面子已经不重要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事情终于平息了。在第一次阅兵中刚刚找到一点自信的李鸿章,再次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海军尚未建成,鸿章仍需要努力。
三年后,又是5月,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李鸿章第二次检阅了北洋舰队。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在这次阅兵中,他再次找到了自信。
他相信,长崎事件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事实将会告诉他,你老人家还是太乐观了,这个预测只对了一半。
历史有时候常常有惊人的巧合,让人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痛苦的挣扎。李鸿章一生三次检阅海军,每次前后都发生一件震惊世界的血案。
制造血案的还是日本人,只不过这次的对象不再是北洋舰队,也不是大清帝国,而是另一个更强大更剽悍的帝国。
俄国。
这起血案同样发生在日本,一个美丽如画的风景区。这个地方有一个美丽动听而富有诗意的名字——琵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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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2: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血溅琵琶湖

一、意外
1891年5月11日,日本著名风景名胜区——琵琶湖。
天朗气清,蓝天白云,微风轻轻地从水面吹来,琵琶湖风景如画,令人陶醉,往日里这里很是热闹,但是今天却异常冷清,因为这里正在专门接待一位重要的贵宾。
俄国太子(皇储)亚历山大罗维奇。
此人就是将来的尼古拉二世,沙俄帝国最高领导人——沙皇——的接班人。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接待规模非常之高,发誓要让这个未来的大人物在日本玩得开心。对首次来日访问的亚历山大,日本希望能够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于是把他带到琵琶湖,希望在旅游观光中增加他对日本的好感,以促进两国的友谊。
鉴于三年前的长崎血案,日本政府这次安保工作做得非常严谨细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能调的警察都用上了,以确保万无一失。
琵琶湖之前被清了场,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日方陪同人员热情周到,彬彬有礼,琵琶湖风光秀丽,空气清新,这一切让亚历山大感到比较满意,也玩得比较开心。几天游历下来,他对日本的印象开始有所改观,这个小小的东方岛国,虽然狭小却也精致,虽然有些古朴,可也充满了现代气息,工业化已经在这里铺开,现代文明的影子随处可见,这些都让他对日本有了一些好感。
亚历山大从琵琶湖出来,正与希腊王子一路说笑着。在这位大国太子的周围,还拥簇着一些同来的小国太子。希腊王子提着一根手杖,俗称“文明棍”,那个年代流行这种打扮,这使他看起来很有些绅士风度。这种公子哥作派,玩的是优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根手杖即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太子团”走出琵琶湖,走到大津市街头。街头上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日本人,情绪有些激动,由警察组成的人墙排在大街两边,一切都很正常,亚历山大在前面领头,步履潇洒地向前走。
大津市能调来的警察全都找来了,这些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安排在关键位置的都是保卫工作的尖子,他们手里还拿着武士刀。这让陪同的日本官员很是放心,眼看就要走完街道,就要万事大吉,他们不由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想总算完成了政府交待的“确保万无一”的重任。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还是出现了。
只见旁边突然闪出一个人,挥刀就向走在最前面的亚历山大砍去。刺客来得太突然了,可以用小说里常用的四个字来形容——火石电光,亚历山大完全来不及躲闪,头上被砍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四溅。亚历山大被吓傻了,怔在那里,像只呆鸭,只要刺客再补一刀,亚历山大就要横尸街头了。
被吓傻的不只是亚历山大。周围那些人,包括日本陪同官员,一下子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个刺客的身份太奇怪了。
他并不是从人群里冲出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大家还有一个反映的时间,大伙把注意力都放在在周围的人群,谁也没有对这个神秘人物加以防范。
因为刺客的身份极其特殊——他就是站在亚历山大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一名日本警察。他的举动让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惊诧所滞留。
情形万分危急。
这名疯狂的警察,他不理会旁人的反映,他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见一刀下去没有毕命,再次迅速地抡起落下的武士刀,狠狠地朝亚历山大的头上砍去。
亚历山大没学过“凌波微步”,也不会“六脉神剑”,更没练过“金钟罩”,眼看手起刀落,命即休矣!
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亚历山大自然死定了,老毛子他爹等着到日本来收尸,小日本就等着做孝子吧。
奇迹在武侠小说里比较多见,比如拈根绣花针之类就能把武士刀打偏,或者吹口气把刺客定住,可惜在场的没人练过葵花宝典,更不会有孙猴子现身。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能有什么奇迹出现呢?
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奇迹真的出现了。
就在武士刀即将砍中亚历山大脑袋的那一瞬间,只见斜刺里挥出一根手杖,挡住了武士刀。已经走到阎王爷跟前的亚历山大惊出一身冷汗,手捂着伤口,赶紧闪到一旁,这时定睛一看,原来是希腊王子把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刺客好像专门冲着亚历山大来的,试图越过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直奔目标。希腊王子估计是练过一点武术的,比如剑道之类,表现非常神勇,竟然挡在亚历山大前面,与专业警察格斗起来。
但是毕竟是太子,养尊处优惯了,再说兵器上吃了大亏,过一两招还凑合,再打下来,也撑不祝好在这时候这时周围的警察都回过神来,一起上前制住了刺客。
刚刚经历了小说里才有的惊悚一幕,遭遇袭击的亚历山大和挺身而出的希腊王子,这两个难兄难弟都不幸地挂了彩,相互搀扶着走进了医院。脸色有点惨白,而且很难看。尤其是亚历山大。
虽然千般小心,万般谨慎,可还是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比起长崎血案来,琵琶湖血案让日本政府显然要紧张得多。日本一直对沙俄帝国存有畏惧心理,加上受害者又是皇储,沙俄帝国未来的一号首长,这次人家前来做客,差点被你砍死,这可如何是好?
亚历山大挂了彩,摔了脸子,让日本政府感觉压力山大。更要命的是,这个刺客偏偏还竟然是个警察,堂堂正正的国家公务员。如果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日本政府有意安排的呢?真是百口莫辩了!
善后工作是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日本人麻烦了。
为了妥善处理后事,当务之急,是要提审这个疯狂的警察弄清真相。这个家伙,派他来做保安,他却摇身一变成刺客,干出这么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动机?幕后指使者是谁?保安成了刺客,道理上说不通埃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此人是俄国对头派来的刺客,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化装成日本警察不成?!

二、动机
提审工作非常顺利,既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没有老虎凳辣椒水之类的刑讯逼供,犯罪分子就爽快地交待了一切。
上述几个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
化装说可以完全排除了。此人并非冒牌货,而是正而八经的日本人,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警察。名叫津田三藏。
至于作案人员,没有同伙,无人指使。就他一个。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关于作案动机。一般来说,这个问题会稍微复杂一些,犯罪分子一般不会轻易交待。所以经常会动动刑,打打心理战,施点压,要见点血才行。更何况是这样一桩惊动世界的大刺杀?
且据调查,津田三藏是个非常本分的人,虽然传闻八年前曾经疯过一次,但是现在看来已经那只是传闻,他在警察局干得也不错,否则这次不会派他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去刺杀一个俄国太子呢?!
让审讯官感到意外的是,津田三藏回答得很爽快,他在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并无半点隐瞒。
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隐瞒的必要。
津田说,根据政府坚持不懈的大力宣传,俄国威胁论已经深入人心,日本人都知道俄国要争夺东亚的利益,打朝鲜的主意,是日本的敌人,现在他们的太子来了,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作为一个爱国人士,应该当仁不让,先把俄国的接班人灭了,让他们那个沙皇绝了种。对,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谓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这个答案实在让审判官哭笑不得,也让日本政府受恨交加。
津田三藏的意思是,日本政府应该要感谢他,而且要进行表彰嘉奖。因为他是俄国威胁论的忠实响应者,俄国威胁论正是日本政府在民间大力宣扬的论调。
可是日本政府却要让他去死。
日本政府并不想给他颁发一个“民族英雄”的奖章。他们当然也想让亚历山大去死,但却不是这种方式,更不是这个时候。
没错,沙俄帝国的确是我们的死对头,他们修铁路,建军港,与日本抢地盘,抢朝鲜,迟早是要干一仗的,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准备工作做好以前,不能轻举妄动,更不能把他们惹毛了,引火烧身。
亚历山大这次出来并不是为了游历,更不是专门冲着琵琶湖来的。在他血溅琵琶湖之前,这个景区的名气远不如现在显赫。他这次出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到海参威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工仪式,视察海参威海军基地施工进度。这是主要目的。
经过上千年的奋斗,俄国从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靠的是领土扩张这个优良传统,俄国虽然国土广茅无垠,但是俄国人并不满足,远东地区是著名的苦寒之地,长不出什么东西,而且没有出海口,所以俄国在远东有着很强的扩张欲望,而朝鲜正是它垂涎的一块肥肉。
俄国的政治重心在东部,经营远东很不方便,为了便于将来运兵打仗,有效地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东西。
这条铁路一旦修成,加上海参威的远东舰队,吞并朝鲜指日可待。这让日本人感到很大的压力。日本人本来指望这次把接待工作搞好,先把亚历山大麻痹一下,以延缓俄国在远东下手的时间,为吞并朝鲜,控制中国东北,控制抵挡俄国南下的军事缓冲区,以避免在日本本土与俄国决战。
可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百密也有一疏,这个津田三藏,虽然不顾个人安危,精神可嘉,但是他的冲动和无知打乱了政府苦恼实施的全盘计划。一场好戏,被一个意外的情节全部搞砸了,现在只能牺牲他了。这是唯一的办法。
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安抚好亚历山大,稳定俄国的情绪,为了将来,现在只能先做孙子。这就必须让凶手见血,给人家一个交待,杀人偿命嘛,日本人是懂这个浅显的道理的。
日本政府决定用最诚挚的忏悔,以求得亚历山大,还有他老子的原谅。世界上最虔诚的忏悔,要数那些站在神父面前真心忏悔的基督徒。日本这次策划出来的忏悔,却比基督徒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虔诚程度大概可以用“肉麻”两个字来形容,希望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三、忏悔
首先出来忏悔的是日本政府。日本办事效率很高,上至天皇,下至要员,都乖乖地来到医院表示慰问。
虽然希腊王子神通,亚历山大捡回了一条小命,可还是在琵琶湖留下了永恒的纪念:额头中了两刀,一横一竖,一长一短,长的三寸,恰似耶稣遇难的十字架。
面对着被毁容、头上缠着纱布绷带的亚历山大,日本人开始史上最虔诚的忏悔。
日本政府表示,一定要把凶手死拉死拉的,以便让亚历山大泄泄火。接下来,是有组织的大规模忏悔活动。
全国各地的庙宇,教会,都在祈祷太子早日康复。
各种社团,各界人士,发来了慰问电,有一万多封。
全民都行动起来了,各行各业都表现出极度的默契,令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政府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更离奇的还在后面。
山形县的一个村子,一个极其普遍的村子,竟然通过了一个法令,从今往后,禁止姓津田的人再取名叫做三藏!
最可怕的事情出现在5月20日,这个事情标志着忏悔活动达到高潮。一名二十七岁的日本女子,在写完向俄国政府的谢罪信后,竟然拔刀自尽!
真是有种!
有诚意吧?够意思吧!日本政府在做完这一切之后,等待着俄国太子亚历山大的原谅,耐心地等待着。
一切都很顺利,各方力量都很配合,可还是出现了一个意外,打乱了日本的全盘部署。
按照日本的法律,津田三藏是判不了死刑的,杀了北洋水兵那么多人,都没有判一个死刑。但是如果不判津田一个死刑,亚历山大就会不开心,所以日本政府一再对法院提出要求给津田判死刑,可是法院坚持按章办法,主张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只给津田三藏判了个无期徒刑。
日本政府很是恼火,可是也不有办法。毕竟日本已经在两年前通过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毕竟已经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法院坚持自己的做法,天皇也干涉不了。
虽然没有做到十全十美,可是不管怎么说,日本政府的谢罪工作已经做得十分到位,几乎无可挑剔,甚至还有一点变态。他们相信自己这么努力,一定能感动亚历山大,只要他还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如果换成长崎事件,日本人这么干的话,大清帝国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李鸿章大概也会大手一挥,误会误会,没事没事。因为这样太有面子了。当然,软弱的大清帝国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日本人也看菜吃饭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美国有个女作家,搞人类学的,曾经写过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菊与刀》,这本书是专门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日本人的性格的。她经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日本人最突出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你如果横一点,能把他打趴下,他认你做爷爷,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如果你斯斯文文的,他又觉得能把你打趴下,他就把你当孙子,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想给一巴掌就给一巴掌。
这种分析还是很靠谱的,把长崎血案和琵琶湖血案对比一下,全都出来了。
这个女作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二战以后美国人就是按这个思路来对付日本人的,到今天终于把日本人驯得乖乖的。而日本人也按这个思路来对付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打进中国,肆意蹂躏,事后还不认账。因为他没有从中国这里找到做孙子的感觉。
可是亚历山大这个人非常奇怪,他就像一个冷血的人,对日本人的忏悔找不到一点感觉,完全是一幅无动于衷的样子。俄国人似乎天生对日本人就有一种深刻的了解,根本不为这种表演浪费感情,表现得相当冷静,态度极其冷淡。
在他看来,政治家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否则就会掉进人家的圈套,被人家玩弄于表演和做秀之中。
相反地,亚历山大用冷屁股对着日本人的笑脸,但对中国却充满了好感。清政府驻日公使到医院探望,他不但给予了隆重的接待,事后还不忘给光绪帝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表示了无限的感激,并对中国之前的款待再次表示感谢。
好在还不是致命伤,经过日本人的悉心照料,亚历山大的伤口愈合得还不错,他一刻也不想在日本呆了,很快就出院转移到俄国军舰上,随后迅速返回海参威,举行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还宣布加快海参威的建设,还要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来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
东瀛三贸陷入一片恐慌。
亚历山大的态度非常明朗了,他不但不买账,而且已经下定决心要复仇,要让伤害了他的日本人付出代价。等西伯利亚铁路修好了,他就能迅速地从欧洲调运陆军赶赴东亚,海参威军港修好之后,俄国就能在远东驻扎一支强大的舰队,很明显,这两项工作针对的都是日本,到时候海陆并进,拿下朝鲜,控制中国东北都易如反掌,再然后,自然是进攻日本本土。
一切都是徒劳了,一切都让津田那一枪毁了!俄国进军东亚的战车已经提速,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日本人希望通过忏悔来麻痹俄国人的计划彻底破产。
亡羊补牢已经于事无补,日俄一战在所难免。
面对琵琶湖血案千万的紧张气氛,围绕如何制定东亚战略,日本内部出现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争吵,这次争吵对日本,以及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乃至东亚格局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向李鸿章发出了邀请函,正式邀请北洋舰队访问日本。
面对日本政府语气用词诚恳的邀请,李鸿章陷入了沉思,五年前的长崎血案和刚刚发生的琵琶湖血案,逼使他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个意外的邀请。

四、阴谋
有了长崎血案的教训,加上琵琶湖血案的阴影,李鸿章这一次并没有马上答应日本政府的邀请。
如果再来一次长崎血案,北洋水兵就亏大了,大清帝国再也丢不起这个人。日本人不但记仇,而且够狠,尤其是警察,实在是太剽悍了,不但敢杀北洋水兵,也敢在街头行凶刺杀国家领导人。难保血案不再重演。亚历山大的伤刚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了日本的邀请,也是面子上感觉过不去。
日本处理长崎血案和琵琶湖血案的态度和方式,让李鸿章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两件事情,摆开来说是一个性质,错都在日本警察。长崎血案是一件有预谋的集体刺杀,琵琶湖血案是一件突发的个人刺杀,比较起来前者的性质更加严重,考虑到亚历山大的特殊身份,至少也得扯平,但是日本人的态度却有天渊之别。
长崎血案发生之后,日本人很是冷淡,一再拖延,大耍无赖,别说道歉,连个错都不愿意认,事后只是付了点安抚费和医药费,根本不在乎大清帝国和中国人民的感受;可是琵琶湖血案之后,日本人不但道歉认错,而且只要干得出来的都干了,不能干的也厚着脸皮干了。只求俄国能够谅解。
人比人,气死人;国比国,气死国。太伤自尊了,太没面子了。李鸿章不会不明白,死要面子的大清帝国,除了自己,谁也骗不了,琵琶湖事件发生之前,好歹还能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我安慰一下,可是现在人家把两个事情一对经,谁也不是傻瓜,怎么会看不出日本对清政府的轻视甚至轻蔑?!
好你个小日本,现在俄国人不愿意原谅你了,你就来求咱家了?!为了面子,也得装装含蓄,体现几分矜持,抬高抬高身份,得让你小日本明白,咱大清帝国不是挥之即去、呼之即来的!
面对李鸿章的拒绝,日本政府这次表现得极其热情,接二连三地发出了邀请函,看架势大有不同意誓不罢休的苗头。
李鸿章开始警惕起来,凭着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经历,他已经对日本人的性格有所了解,隐约感觉到日本这次请邀请大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味道,琵琶湖血案刚刚过去,日本人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强力邀请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呢?!
凭着多年来的经验和外交直觉,李鸿章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日本人百折不挠的邀请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及非同一般的动机。
经过一番思索,李鸿章得出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话还得从日本内部的派系斗争说起。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派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大清帝国一直是派系斗争不断,窝里斗很凶,其实日本也有这个问题。明治维新民以来,针对东亚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分成两派:萨长派和兴亚派。
所谓萨长派,是指这些人来自于旧的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些人都是倒幕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有功之臣,在帮助天皇夺取最高权力的同时,他们也掌握了政府的权力,前面说的明治三杰,还有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兴亚派的资历比萨长派更老,他们多是明治维新的元老,还有活跃在民间的杰出人士,日本近代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胜海舟(1823-1899)就是其是的代表,日后联合舰队的司令伊东祐亨就是他的学生。
萨长派和兴亚派在日本崛起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如何使日本崛起这一点上却有着巨大的分歧。兴亚派认为,日本的兴起,就是亚洲的兴起,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作为东亚邻国,应该携起手来,结成同盟,一起进退,共同繁荣,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论调,正是李鸿章早年一度萌生联合日本抗击西方侵略的原因所在。
按照兴亚派这个思路,中日两国的关系自然非常融洽,比如胜海舟就与丁汝昌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他对丁汝昌的关心,甚至还超过了伊东祐亨。但是萨长派却不这么看,他们推崇的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和“海外雄飞论”,主张与亚洲各分道扬镳,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通过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首先是征服和吞并邻国朝鲜和中国,增强自身实力,然后再与西方列强决一雌雄。
兴亚派和萨长派吵来吵去很多年,谁也没能说服谁。争吵的结果,将对大清帝国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兴亚派获胜,那么此后的历史将会改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派的争吵与大清帝国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大清帝国的派系斗争,目的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日本这种争论,主要是政见之争,权力斗争的色彩要淡很多。而且这种争吵反馈到中国的信息,也使得李鸿章等人产生过一些错觉,影响了对日本未来发动战争的正确估计。
琵琶湖血案的发生,使争论的天秤发生倾斜。
亚历山大不肯原谅,拂袖而去,让日本人很紧张。而亚历山大对中国的态度,使日本感到更加紧张。早在前去访问日本之前,亚历山大已经访问过中国。整个访问非常愉快,与在日本的恐怖经历形成巨大的反差。清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俄国未来的老板,李鸿章还派出致远舰替他护航,把他从广东送到江苏,然后溯长江而上游历内地,让他感到很有面子。
虽然俄国也不是什么好鸟,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吞并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才与朝鲜成为邻国,但是李鸿章只所以这么热情,主要是想利用俄国来钳制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是他一惯喜欢使用的外交招数:以夷制夷。李鸿章希望通过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这才有了中俄两国短暂的蜜月期。
面对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以及中俄友好带来的巨大压力,兴亚派开始在日本占据上风,他们主张邀请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对外营造中日友好同盟的形象,以警示和震慑俄国,减轻来自俄国的压力。时局不堪,实力不济,萨长派对此表示了附和,于是李鸿章便接到日本三番五次的访问请邀请。
日本人不过是希望利用北洋舰队来吓吓俄国人,这就是他们邀请北洋舰队访日的阴谋,李鸿章当然对此有所察觉,作为大清帝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他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抉择。
这次抉择将关系到大清帝国的未来,尤其是北洋舰队未来的命运。他不得不慎之又慎,接受,抑或拒绝,都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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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2:08: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棋子
曾国藩曾经对李鸿章有过一句评价:“才大心细”。我以为,这句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
以曾氏为人原则和相人技术,加上这个评价是上奏朝廷的推荐评语,不可能是一句“诳语”。从日后这句话的流传程度来看,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李鸿章的为人行事,用这四个字来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如果把曾李二人做一个比较,会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
还是从这四个字说起吧。从才华和才能上来说,李鸿章要胜曾国藩一筹。科举考试李比曾要顺利,中进士时要年轻。官场上,李起步比曾晚,但升官的速度却要快很多,曾最高做到总督,李却还兼了北洋大臣。曾镇压太平天国不久就裁了湘军,步入政治命运的低谷,远离政治舞台中心;李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举证军不但没裁,反而越做越大,而且海陆并进,在晚清第一重臣的位置上一呆就是二十几年,位及人臣时间在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排行榜上稳居第一名。
李鸿章能够创下这个惊人的纪录,再无第二个人能够打破,靠的绝对不只是运气,更重要的是超群的才华和过人的精明。
从行为举止上看起来,李鸿章豁达而随意,但是每每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之后才会下定决心。面对日本政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发出的邀请,他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因为他需要综合各方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
面子问题李鸿章已经懒得去多想了,他需要考虑的是效果。如果答应邀请,就会中了日本的计,成为日本利用的棋子。俄国人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他们的目标是日本,他们对中国示好,其实也是对日本施压,中国又何尝不是俄国人手里的一颗棋子。
国际关系就像一个棋局,大局套小局。身处其中,谁都难免沦为棋子,除非退出棋局放弃博弈。致胜之道,在于因势利导,巧妙周旋,利用棋子间的微妙关系,借力打力,制人而不制于人,使棋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
李鸿章心想,俄国其实何尝又不是自己手中的一颗棋子?高规格接待亚历山大,不也是想营造中俄友好的印象,以震慑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吗?可俄国也不是什么好鸟!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趁火打劫,抢走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又准备进军远东,东北和朝鲜眼看就要落入它的魔掌。日本人也在盯着这两块地方,既然如此,何不来个以夷制夷,以子遏子呢?!
对俄国,一方面要利用它来对付日本,同时也得利用日本来遏制俄国,这样棋就活了,我李鸿章就是赢家!
思绪流转,李鸿章暂时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经过再三的周密思考,他最终还是答应了日本人的请求。
李鸿章当然不是被日本的诚意感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善良的慈善家。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是他对第二次阅兵几个关键情节的回忆。

六、第二次阅兵
1891年5月23日到6月9日,李鸿章第二次检阅了北洋舰队。正是这次阅兵,让他决定还是让北洋舰队再到日本走一遭。
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的巧合。
5月13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自己准备前去检阅北洋舰队。就在两天前,正好发生了琵琶湖血案。需要申明的是,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完全属于巧合,李鸿章并不是因为知道了琵琶湖血案这才决定前去阅兵,因为阅兵计划早在年初就已经申报朝廷,这次上奏只是程序问题。这次阅兵,完全是按章办事。
具体来说,是按照三年前制定的《北洋水师章程》规定的阅操制度进行的。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设定了军舰编制,成立了指挥系统,确定了官制,制定了章程,大清帝国第一支海军正式诞生。
按照北洋舰队成立时制定的章程制度,北洋舰队的训练分单舰训练和编队训练两种,单舰训练称为“日操”,是每天进行的常规训练,时间一般在上午8点45分到11点45分,下午3点到4点,内容是单舰战术战斗训练,比如备战训练、武器训练、多能训练等等,以武器训练为例,项目包括任意射,同向炮齐射,暗号操练,减人放炮,夜间备战等等。
这样的常规训练对于提高单舰战斗力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将来面对的实战更是必不可少,比如暗号操练,这个场面在特种部队的场景中经常可以见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无声指令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海洋实战中炮声轰鸣,官兵都变成了聋哑人,听不清口令,跑手们只能通过手语沟通放炮,这就需要平时的磨合来形成高度的默契。再比如减人训练,在战斗影片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机枪手被人撂倒后,马上会有其他战士补充顶替,减人训练就是为了解决实战中炮手受伤或者阵亡以后有其他水手能够顶上继续作战。夜间备战主要是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以形成快速反应和反击能力。
海战不但取决于单舰的作战能力,更取决于舰队的整体战斗力,编队训练就是要通过军舰之间的默契与协同,将舰队的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最高水平。北洋舰队阵法训练的教材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轮船布阵》和天津水师学堂翻译的《船阵图说》,阵法多达一百多种,其中基本的阵法有十来种,其他都是变形和组合,如果没有经常性的编队训练,根本无法练成如此复杂多变的阵法,就算练成也不能运用得随心所欲。
北洋舰队编队训练主要有大操、会操、会哨三种方式,大操每月一次,会操两月一次,会哨一年一次,与南洋海军联合编队训练。为了保证训练质量,北洋舰队制定了严密的阅操制度,规定北洋大臣每年检阅一次,北洋大臣和亲王每隔三年共同检阅一次。在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到甲午开战的六年时间里,李鸿章检阅过两次,这次是第一次。醇亲王这个海军司令自从五年前来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到北洋来过。
这次检阅,属于三年一度的阅操。
准确地说,这应该算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检阅北洋船队,上次陪同醇亲王检阅时,北洋舰队只是初具规模,还没有正式成军。
但凡成就大事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过人的智慧,二是过人的精力,这话一点也不假。李鸿章这次阅兵时,已经是六十八岁的高龄,但却完成了高强度的视察工作。
检阅工作安排得非常紧凑,从大沽口出发,先后抵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洲湾、青岛、烟台,然后再回到大沽,为期十八天,行程三千里,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视察海军基地陆军装备训练、海岸炮台和船坞码头建设情怀、陆海军演习打靶等等,包括军舰编队实弹射击,鱼雷艇实弹射击,海岸炮台实弹射击,等等。
这一路行来,都在风波涤荡、船行摇晃的海浪之上,几乎没有休息和休闲的时间,这样高强调的工作,别说近近古稀的老大爷,就是换上年轻力壮的小伙儿,恐怕也未必吃得消,难怪曾国藩赞赏李鸿章说他“精力过人”,这句话看来所言非虚。
不过曾国藩做这个评价的时候,李鸿章还正当盛年,只有四十来岁,如今快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曾国藩泉下有知,恐怕也不会这样来评价他的这个得意门生。是什么支持着他于万顷碧波之中艰难地完成这一工作呢?
曾国藩当年早曾给出了答案。在保举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的那个折子里,有十二个字很是有些分量:“才大心细,精力过人,劲气内敛。”
答案就是最后四个字:“劲气内敛”。
李鸿章身兼着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几个职务,每一个职务都是日理万机的要职,既要管军政,又要管外交,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虽然风光无限,风头出尽,尊贵无比,高高在上,可其中的苦楚和辛劳又有几人知晓体会得到?!
官场行走如攀险峰绝壁,越往上走就越风光,可是危机也随之增加。朝廷的猜忌,同僚的倾轧,都是家常便饭,算是应有的“配套待遇”。很多人以为,官当得越大,权力就越大,就越容易干成大事,殊不知这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想当然而已,其实官越大,顾忌越多,想干成事就越不容易,因为干系重大,动辄得咎,一步走错,一着不慎,都有可能导致数十年的积累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想做个“采菊东篱下”的闲人也许都做不到。
做到李鸿章这种高官,就像不停地在爬山的运动员,不但要一副好身板,有一颗好头脑,还得有一股子精气神,一颗强大的内心,一种抗打抗压的超强毅力,没有这个修为,就算爬到了山顶,也会撑不祝
这就是曾国藩说的劲气内敛。佛争一柱香,人活一口气,让李鸿章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健旺精神从容应对各种挑战的,正是他身上一种独特的东西。为了大清帝国,他必须挺住,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劲气。正是它支撑着李鸿章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着。
这次阅兵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和督促北洋系统海陆军的作战能力,所以他重点考察了辽渤一带的海防工作,尤其是基地炮台和北洋舰队的建设和训练工作。检查的结果,李鸿章比较满意。
首先是舰队规模。第一次阅兵后的三年内,是北洋舰队发展壮大的黄金期,李鸿章多年来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喜人的回报。最让他感到开心的是,北洋舰队增加了四艘主力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
这四艘军舰是在1885年订购的,当时定远、镇远、济远还在回国的路上,清政府按照李鸿章的建议,批准了第二期订购计划。经过详细的调查和仔细的对比分析,李鸿章决定在德国和英国分两起订购。
在德国订购的两舰装甲巡洋舰,后来命名为经远和来远,是一对双胞胎军舰,舰长82米,宽12米,吃水5米,排水量2900吨,马力3400,航速15.5节,210毫米口径火炮两门,150毫米口径火炮两门,共有火炮14门,另有四具鱼雷发射管。两舰造价近174万两白银。
在英国订购的两艘穹甲巡洋舰,后来被命名为致远和靖远,是同型同款的姊妹舰,舰长76.2米,宽11.5米,吃水4.5米,排水量2300吨,马力7500,航速18节,210毫米口径主炮三门,舰首双联装,舰尾一门,152毫米口径副炮两门,共有火炮23门,另有鱼雷发射管4个。两舰造价近170万两白银。
1887年9月,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军舰在舰长(管带)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的带领下,扬起龙旗,起锚驶向遥远的中国。
在四艘巡洋舰后面,还拖着一艘奇怪的稍小的军舰,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用途。这艘小型军舰日后有一个名字,叫做“左队一”鱼雷艇,这并不是英德买二送一的优惠活动免费给的赠品,而是李鸿章精心购买的又一个附产品。
这艘鱼雷艇排水量108吨,马力1000,航速24节,配有6门火炮,3副鱼雷发射管,虽然与巡洋舰比起来是小了一点,但在鱼雷艇中这已经是大哥级别(头等鱼雷艇)了。不过它的费用也是来自于边角料,李鸿章是一个精打细算绝不浪费的好工程师,致远这四艘巡洋舰购舰款项在银行的利息共有7.8万两,李鸿章再稍加补贴在英国订购,这次正好竣工一同回国。
1887年12月1日,巡洋舰队顺利回到厦门,随后并入北洋顺利并入北洋船队,归入李鸿章的门下。
经过这些年的艰难动作,北洋舰队总算初具规模了,大小舰船共有二十五艘,舰种有铁甲舰、巡洋舰、运输舰、训练舰、炮艇、鱼雷艇,其中两千吨级以上的主力舰有七艘: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共计27470吨。
北洋舰队该正式打出自己的旗号了,龙旗飘扬的舰队应该驰骋在中国的领海,保家卫国了。龙的传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升起自己的海军旗,有海无防的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
1888年,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了《北洋水师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英国海军章程为蓝本翻版过来的,连船上的口令都是英语。这样一来,船制、官制、指挥、训练、薪饷、考核、升降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丁汝昌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统领整个舰队,七位舰长也都是一流的海军将领,他们是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副将方伯谦、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
除了舰队规模扩大以外,这几年以军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旅顺基地的船坞已经顺利竣工,海岸炮台已经全部修完,用的都是先进的克虏伯炮,几十万两银子一门,一发炮弹就得好几十两银子,一炮打出去,就是一个老百姓一年的口粮。大连湾炮台群和威海卫军港的海岸炮台已经开始动工,各项设施正在不断完善。旅顺军港已经是远东第一要塞,北洋舰队也是远东第一舰队,李鸿章兴奋地对朝廷报告这一巨大成绩,他说:
“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不势。”
李鸿章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自信,甚至还有一丝得意。这些年来,确实不容易,高兴一下也是难免的,完全可以理解。他之所以最后答应日本的邀请,这次阅兵给他的自信在其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据他的了解,此时日本的海军还远不能与北洋舰队相提并论,北洋舰队是绝对的远东第一舰队。
这些年来,他对日本的野心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又不想打上门去,上次去长崎本来是想震慑一下日本,没想到让日本人发了一次神经,看来震慑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为了彻底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再让北洋舰队去走一趟。小鬼子你不是想利用北洋舰队吗?那就正好让你见识见识北洋舰队的实力。
不过,真正起了最关键作用,让李鸿章最后下定决心派遣北洋舰队赴日访问的,是一件他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
就在这次阅兵途中,李鸿章收到了一份朝廷寄来的圣旨,看完这道圣旨,他的心凉了半截,同时也最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日本的邀请,派北洋舰队去走一趟,哪怕小鬼子再来一次长崎血案。

七、叫停
1891年6月1日,正在威海卫视察的李鸿章,收到了一份奇怪的重要的文件,准确来说是一份圣旨。
这份圣旨来的实在是太蹊跷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李鸿章不由得认真地细看起来。
说是圣旨,其实是户部递上去的奏折,朝廷批准之后转给了李鸿章,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行停购两年。”写的是南北洋,其实还不是专门冲着北洋来的,南洋反正没办起来,停不停购意义都不大。
看完这个文件,李鸿章心中一凉,他记得三年前曾在《北洋水师章程》中陈述过自己的意见,他说,北洋舰队现在虽然勉强成军,但是按照西方列强舰队的建制来看,其实还算不上一支真正的舰队,尤其是战舰太少,运输船也不够,测量船和探信船还是空白,以后还得添置战舰七艘,鱼雷艇六艘,测量船五艘,这样才能勉强镇守辽东半岛和渤海,同时响应援助其他海域。
三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北洋舰队没有添购一船一炮,现在竟然还下旨明确规定不得再购买军舰,甚至连零件都不得随意购买!
更让他疑惑不解的是,这个“停购船械”的圣旨,完全可以等到阅兵结束以后再发下来嘛,朝廷何必急在这几天呢?再说户部为什么也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建议呢?李鸿章不得不好好想想,这其中必定大有玄机。
首先,理由就很牵强。户部说,现在国帑空虚,“部库空虚”,已经没钱买船买炮了。这个说法蒙蒙外还差不多,李鸿章对国家知根知底,当然知道这完全是扯淡。国家钱不多是事实,但也不至于变成穷光蛋,虽然国家财政制度还是老一套,可是国家毕竟大啊,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接近一亿两白银,钱还是有的,只是没花在刀刃上。
只要一说到钱,李鸿章气就不打一处来。绿营和八旗作为国家正规军,根本打不了仗,可就是裁不了,淮军作为“民兵”性质的练勇,担当着守土镇边的重任,可饷银都得李鸿章自己想办法,北洋水师稍微好一点,拿的都是国家工资,可是朝廷承诺的每年拔发四百万两白银的承诺,从来就没有足额兑过现,还得自己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
就拿北洋舰队来说,如果不是自己用尽手段,精打细算,哪里会有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刚刚建成点样子,朝廷就来叫停,户部也来凑热闹。李鸿章就像一个正在赛道上向前跑的选手,状态正佳的时候教练却不让他再往前跑。
要说没钱,鬼才相信!反正李鸿章不信。
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看做什么事情。比如修三海,修颐和园,那就有钱,至于买军舰嘛,自然没钱。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慈禧。
这个女人,自从没了男人,只喜欢两个事情,一是抓权力,二是找乐子。圆明园被烧了以后,北京就没个像样的地方供他去游玩了,她曾经动过重修圆明园的念头,可是英法联军那帮强盗下手太狠,糟塌得实在太厉害了,重修的话,工程太大,国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很多人就劝她还是灭了这个念头为好。
慈禧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移到三海。
所谓三海,就是南海、中海、北海。北海就是现在的北海公园,中海和南海现在合称为中南海,已经开辟做了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和居住场所,一般老百姓没福份看到了。这三个地方风景怡人,山清水秀,共有二千五百多亩,尤其难得的是水面面积占了一半以上,是休闲娱乐避暑观光的好去处,可惜也被侵略者破坏了,于是慈禧便想把这三个地方修葺一新,作为自己的养老院。
三海前前后后花的银子有好几百两,买定远都能买好几艘。修个三海也就罢了,可是修着修着,慈禧觉得不满意了,这个园子还是太小了,没意思,于是她就发牢骚,说活着太没意思了,自己想退休,可是连个耍一下的园子都没有。
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
醇亲王一听慈禧有退休的想法,顿时来了劲,这个海军部长,当然希望慈禧退休把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光绪。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上了一道奏折。
奏折里说,现在国家不是大练海军吗,我们可以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练一支水师啊?这道奏折,让慈禧笑得合不拢嘴,心中感慨知我者,海军大臣醇亲王也!
不就练个海军嘛,慈禧犯得着高兴成这个样子吗?难道她对海军感兴趣不成?非也,非也!这里面是有典故的。
颐和园当年叫做清漪园,建于1750年,是乾隆送给七十大寿的太后的生日礼物。虽然不如圆明园大气磅礴,不过园中有著名的昆明湖和万寿山,湖光山色十分怡人,这里虽然也遭受过战火的蹂躏,但是破坏程度不如圆明园严重,重修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费用也不用那么浩大,最重要的是能够掩人耳目。
这里练海军是有说法的,当年汉武帝为了练水军,修了一个大池子,叫做昆湖湖,乾隆帝在修漪清园的时候,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把园中的池子也要昆明湖,弄来几条船在上面操练讨太后欢心。醇亲王旧事重提,那是有深意的。因为再过几年,慈禧太后也要过六十大寿了,按照才祖宗的惯例,这算是向前辈们学习了。
既然要练海军,三军总司令慈禧太后自然要来阅兵,这样一来园子就得修一修,那些请毁坏的景观自然要恢复,被打烂的围栏也要砌起来,被弄坏的路面总得整平了,要不到时候老佛爷崴了脚怎么办?这可是为国家大事操劳,面子总是要的,如果不“稍加修葺”一下,到时候出了问题坏了老佛爷的雅兴谁来负责!
一直让人头疼的经费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既然是练海军,经费自然从海军衙门里拿,谁也不能叽叽喳喳说三道四了。醇亲王这个海军部长终于派上了用场,大笔一挥,银子滚滚地向颐和园一去不复还。
公开练兵,暗地修园,偷梁换柱,移山填海。好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1887年1月,昆明湖水师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就在同一天,排云殿的上梁典礼也在紧张进行。排云殿是专门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对外公外的工程项目,地下工程项目选在同一天上马,显示了慈禧的复杂的心情。
慈禧既希望普天之下能够都为她的生日而疯狂,同时又害怕此举引来非议,两个工程同一天动工,既能让自己偷着乐,又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岂不妙哉!两个月之后,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下旨将清漪园正式改名为颐和园,工程就此正式启动,
修了好几年,银子花了上千两,园子终于修得像模像样了,慈禧太后想进去看看工程进度,可又怕让人看出真相,急于挂块牌坊。
醇亲王又想出了一个高招。他说,海军也训练有几个年头了,应该搞下阅兵式,请老佛爷前来检阅一下。
1889年,李鸿章接到朝廷的命令,让他将北洋海军部分官兵带来昆明湖配合水师堂刚毕业的学生参加海军阅兵式,检阅首长是慈禧太后。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模拟演习,参加阅兵的这官兵共有三千多人,还有从外面抬进来组装的小火轮,北洋舰队的铁甲舰和巡洋舰因为太大没能参加这次阅兵。慈禧太后坐在南湖岛观看了阅兵的全过程,李鸿章全力策划组织,官兵们的表现让她非常满意。
昆明湖阅兵看似滑稽,其实背后大有深意。聪明的领导都喜欢用一些仪式典礼之类的玩意儿为自己的政治意图服务,工于心计,精于权谋的慈禧更是擅长此道。慈禧通过这次阅兵,既显示了对北洋海军的高度关注,表达了对海军官兵诚挚的慰问和殷切的期望,又放松了自己的心灵,满足了游乐的嗜好,另外还告诉大家自己才是三军最统帅,更重要是告诉大家修颐和园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是为了国防大计!
的确是一着好棋。一个快要六十岁的老女人还能够拥有如此政治智商,难怪连李鸿章这样的男人都要拜倒在她的淫威之下。
这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的拙劣把戏,忽悠老百姓或许管用,可是岂能骗得了李鸿章,小小的昆明湖,岂是能操练海军的地方?别说偌大的军舰不可能弄到湖面,就算弄去了也开不了,最多也就练练龙舟赛差不多。
三海一修,修掉半个北洋舰队。颐和园一修,修掉两支北洋舰队。慈禧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是李鸿章的心头在滴血,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知道老佛爷的脾气,记得她曾经放过狠话:谁让我一天不开心,我就让他一辈子不开心。李鸿章还没吃过豹子胆。
重修颐和园是一个“地下”工程,搞的是暗箱操作,可是毕竟纸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工程逐渐浩大,朝朝上下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看样子不能再把大家当傻瓜了,慈禧决定摊牌,干脆下旨向大家说明了此事,我就是要修颐和园,你们能咋地?
慈禧在朝廷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只要她轻启朱唇,百官立马噤若寒蝉,颐和园工程便顺利地从偷偷摸摸转为大大方方,李鸿章开始紧张起来,只好说在下能力有限,不能孝敬银子支持您老人家。好在老天有眼。
1889年,紫禁城发生一场大火灾。
与历朝历代荒淫无度的昏君一样,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天爷。这还得感谢董仲舒他老人家创造性地发明了“天人感应”这个说法。京城起了火,说明老天爷有意见了,于是慈禧发话,既然老天爷有意见,那就缩小工程规模,没有动工的就不要动工了,已经动工的就把它修完吧,弄一半也不像个样子。看来只有老天爷才能救大清帝国。
园子越修越气派,海军建设只能越来越不景气。现在既然勉强成军了,那就停了吧,反正“海疆无事”,买那么多军舰干什么?!
要说慈禧限制北洋舰队发展,还有防止汉人坐大威胁满人的意思,毕竟这是满清一贯的传统,可户部尚书翁同龢是个汉人,他来凑哪门子热闹?!
不当家不知油盐贵这句话也有些道理,户部钱紧张是事实,可钱就像奶,使劲挤总能挤出一些来,实在不行可以从别的地方节省一点啊?
满清统治中原已经有两百多年了,满汉之分在满人那里一直是牢记在心的,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那都是逼出来的,可朝廷这根弦一直繃着,从来没有放松过。倒是有些汉人官僚,在朝廷做官做得久了,也就把满人的朝廷当成汉人的朝廷,咸吃萝卜淡操心,总是想着防范汉人坐大。
当年曾国藩打下武昌之后,咸丰本来是要提拔他做湖北巡抚的,结果因为军机大臣祁寯藻多了一句嘴,说要防范曾国藩,结果被换成了胡林翼,害得曾国藩好几年背着副部长的空衔带领湘军与太平军苦战,受尽了地方实力派的欺负。
翁同龢的想法,就是当年的祁寯藻的翻版,是要限制李鸿章的实力,以免对朝廷构成威胁,让汉人夺了满人的江山。这是很多人的看法。这个说法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翁同龢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是光绪的老师,帝党的骨干分子,他之所以限制北洋舰队的发展,恐怕也有限制后党实力的意思在里面,谁都知道李鸿章是太后的人。要想扳倒太后,先得拿李鸿章下手。北洋舰队最后打成那个样子,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李鸿章把思路理了一下,做了一个概括。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北洋舰队到此为止,这是终点。如果自己不识时务,以后自己恐怕会有穿不完的鞋子,当然都是小鞋。
在这种考虑之下,李鸿章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六艘军舰前去应约访问。
这六艘军舰包括旗舰定远、镇远,还有刚刚下水加入北洋的四艘新式巡洋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除了济远呆在家里,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几乎全部出动,李鸿章心想这下总能镇住小鬼子了!
如果不在北洋舰队的巅峰状态开出亮一下相,到时候军舰旧了,开出去也没有现在这样威风凛凛了。
鉴于长崎血案的教训,李鸿章还是觉得心中不安,保不定小鬼子又故伎重演,连俄国太子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所以他叮嘱舰队司令丁汝昌,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再闹出乱子,大清国再也丢不起这个人,北洋舰队的军威不能再损!
丁汝昌咬紧嘴唇,认真地点了点头,道:“中堂大人放心,卑职一定不辱使命!”说完走上定远旗舰,传令升火启锚,率领舰队向日本驶去。

八、面具
1891年6月28日,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马关。
马关是访问的第一站,在这里只是歇歇脚,正式的访问要从下一站神户才开始。历史常常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巧合,从而呈现出令人感叹的戏剧性效果,李鸿章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年后,他还将亲自到这里来一趟,在这里,他不但吃了一记黑枪,而且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成人千夫所指,万人喊杀的“卖国贼”。
这是丁汝昌第二次率领舰队前来日本,长崎血案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但那片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他提醒自己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
临行前,李鸿章曾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再出岔子,他还特别交待,水兵一律不准上岸,如果要搞联欢的话,也到舰上来,不要下去,免生枝节。
可是接下来,丁汝昌却发现李中堂和自己的担心好像有些多余。日本人这次表现得非常热情,也很温柔,没有了上次的血腥和暴力。
6月30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抵达神户,六艘威武的军舰缓慢地驶进港口,悬挂在醒目位置上的龙旗迎风飞舞着。
五年过去了,我又来了,这里还会有仇恨和杀戮吗?
日本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港口上彩旗飘扬,礼炮轰鸣,政府要员和海军官兵在岸恭候,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友好的微笑,与上次比起来,虽然仍有惊讶和羡慕的神情,但目光中已经没有了上次的仇恨。
气氛热烈而友好,相逢一笑泯恩仇,五年前的那场不愉快似乎已经被人们淡忘,迎接仪式隆重而祥和,一切看起来都是睦邻友好国家之间的一次联欢活动。
神户访问结束之后,丁汝昌又带着北洋舰队访问了横滨、东京等地,长崎也去了,不过没有发生血案,所到之处,北洋舰队感受到的都是热情和友好,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下黑手算计了。日本这次还真够意思,北洋舰队每到一地,华胄贵族、政府高官、海军将领、地方名流都争先恐后地摆酒席,为北洋舰队官兵接风洗尘,甚至连天皇都亲自前来接见和慰问。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丁汝昌一边感叹着日本人的善变,一边暗自提醒自己一定要按李中堂交待的,冷静,再冷静,谨慎,再谨慎,每次赴宴,他只带上几个舰长,水兵们都留在船上,免得又被人暗算了。
不过既然日本人这么客气,北洋舰队也得礼尚往来回请一下才行,为了保险起见,几次茶话会和联谊会都是定远舰上举行,尽量不跑到岸上去,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至于跑上船来行凶吧。
一个多月的访问很快就结束了,8月5日,北洋舰队返航,顺利完成了访问任务,丁汝昌总算长舒了一口气,日本人这次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访问中日本人表现得很谦虚热情,有为长崎血案赎罪的意思,看来日本已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
李鸿章知道日本人没这么善良厚道,不过在他看来,日本人这次应该是被镇住了,毕竟这次派去的阵容比上次更加豪华。
五年过去了,定远和镇远还是那样威武,北洋舰队又新添了四艘巡洋舰,这四艘军舰造型优美、线条流畅,航速快,火力猛,是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总吨位近三万吨。日本这五年却颗粒无收,海军还在原地踏步,主力舰还是五年前的那五艘军舰。扶桑、比睿、金刚自然不是定远和镇远的对手,而且已经严重地老化和过时了。浪速、高千穗与北洋四艘新型巡洋舰比起来也丝毫没有优势。这五艘军舰的总排水量不到两万吨,无论是单挑还是群殴,北洋舰队都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日本没有丝毫的胜算。日本人比五年前更加愤怒,更加充满了仇恨,这一次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不过是因为戴上了面具而已。
除了要对外营造中日友好的假象以遏制俄国这个目的外,日本这次邀请北洋舰队前来,还有着另一个险恶的用意。
与大清帝国相比,日本发展海军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把中国海军尤其是北洋舰队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处处针对北洋舰队,所有的工作都是从打败北洋舰队这个角度出发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
为了克制北洋舰队,日本人需要对北洋舰队的每一艘军舰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研究,这次李鸿章把精华全部派来了,正中他们的下怀。
趁着拜访、参观和联欢的机会,日本海军将领对北洋舰队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从火力配备到武器装备,从军舰保养到人员素质,他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而且还拍了大量的照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史料,就是日本人在这段辛勤工作的结果。
太不可思议了。这些可都是国家级的军事机密,怎么能毫无保留地让日本人地一览无余呢?丁汝昌你也太没有保密意识了吧!
参观可以,在甲板上瞧瞧也行,怎么能脱光了衣服让人从内到外进行全方位体检呢?!此事除了丁汝昌的保密意识不强以外,恐怕还与李鸿章的“亮宝”方针有关。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要震慑住日本人,让他们打消侵略中国的念头,就应该把实力彻底地展示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宁愿冒这个险。
日本人谦虚恭顺看起来似乎被吓住了,其实这一切都是面具,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入吞并朝鲜,入侵中国这个念头,在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们需要忽悠一下李鸿章,以赢得赶赴北洋舰队的时间。他们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情绪深深地压抑起来,化悲痛为力量,摸清北洋舰队的底牌,并找出北洋舰队的弱点,以便制定出针对性方案。
这一切,李鸿章都被蒙在鼓里。
他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北洋舰队回国不久,日本就派出浪速舰回访天津,以进一步营造中日同盟,海军友好的假象。日本人一边戴着善良乖巧的面具,一边加足马力发展海军,三年后,他们将摘下面具,露出狰狞凶狠的真面目。
三年后,又是那个五月,李鸿章再次检阅了北洋舰队,这一次他再也找不到前两次的自信了,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失策了,但是却已回天无力。
在这次阅兵中,李鸿章的心情很差,原因有二。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他阅兵之前不久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桩预兆暴风雨就要来临的一桩跨国追杀案。
可是李鸿章怎么也不会料到,第三次阅兵也是他的最后一次阅兵。那天以后,他再也看不到耗费了他半辈子心血的北洋舰队了。那些他费尽心力买来的军舰,将会在这场暴风雨中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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