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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是如何灭亡的:腐败不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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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品下将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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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3 21:48: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0.1开篇:有历史的周期律这回事吗?
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大地的五千年历史,似乎总是如此,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逃脱一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的束缚,诚然任何事物都有兴起发展鼎盛和衰亡的过程,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就像人有生老病死,但是并不是我们就要听任这一过程发展,就像我们有医学来研究生老病死从而延长生命,进而深入的认识人体和人类的发展进化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来看,除却先秦以前无法确切分析社会状况的朝代夏商周等,以后的朝代除却地方割据之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秦,晋,隋短命王朝,另一类长寿王朝如西汉二百年,东汉二百年,唐三百年,宋三百年,明三百年,清二百年,也就是说长寿王朝也就是二三百年的寿命。其原因何在,导致王朝生老病死的原因何在。翻遍史书,典型的说法是儒生们陈词滥调,所谓明君在位,亲君子远奸佞,所以天下大治,昏君在位亲奸佞,远君子,所以天下大乱,乱到一定程度,国就亡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取代真理,何况是被重复了两千多年的谎言,但是真正了解历史的人,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很经不住推敲的,事实上如果让我们相信这种说法,还不如相信五德更演学说解释的更精巧。
1947年,黄培彦访问延安会见毛泽东说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不知道问什么这句话老生常谈的话居然成了经典,也许经典的只是一个历史性会面的事件而已,前一段时间又被翻出来,抄了一些时日。
近些年来,把经济因素充分考虑了进去,提出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王朝的衰亡。这个解释方法从宏观上来讲说的通,但从微观上来说,和具体的历史进程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最简单的来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一些土地兼并度比较低的地区,比如以明末农民起义来说,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江南地区,按照史料记载,这个地区“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但是这个地区的统治恰恰是最稳定的,不仅内部稳定,还能抗击从陕北蔓延到河南的农民起义大火。所以说,土地兼并说在微观上无法解释王朝的兴衰过程。
腐败亡国说和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说,就好比说一个人有高血压,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各种并发症,最后有一天他突然死了,于是他的死亡原因就被简单的定位死与高血压,如果有这样一个死亡证明肯定是不合格的。

我写这篇文章纯粹是为了分析一下中国的历代王朝灭亡的共性和特性,讨论一下历史的周期律之类的问题,但是这篇文章不涉及到今天的政治,只谈历史,当然如果有人耳聪目明,能以史为鉴,得出一些对现实有帮助的见解,也非常欢迎,总的来说,这将是一篇关于中国历代周期性死亡现象的详细尸检报告。

总的来说,中国历代的王朝灭亡原因有很复杂的综合因素,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阶层的综合危机,所以很难用一个或两个定律来解释,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代灭亡在有不同点的同时,他们的相似性远远大于不同点,我把在中国历史上实现过大统一的王朝的灭亡过程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快速灭亡型:这一类比较少,包括秦朝,西晋,隋朝。其中秦朝和隋朝相似度更大,属于一个亚种A。西晋属于另一个亚种B。
第二类是慢速衰亡型:这一类更多,而且死亡周期的相似性也最大,是讨论的重点,其中又包括二个亚种,A亚种是慢速死亡后期逐步产生分裂和割据类唐朝,清朝。B亚种是慢速衰亡不产生分裂和割据类,包括西汉,宋朝,明朝。此外有一个元朝,尽管他的寿命比较短,但是不属于第一类快速死亡,除了一些特有的矛盾激发之外,它没有采取一些惯用的延寿手段。以及东汉,鉴于A和B亚种之间,
总体的衰落和灭亡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如果全面展开来说并加上全面的实例,恐怕就可以写一本长篇巨著了,这里只能是取其精要,并尽可能归类分析。
基本来说,我大致把原因分为三个核心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官僚制组织缺陷导致了政府行政能力的衰落,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分化和农村的衰落,第三个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潜在平民精英的不满。这个三个因素间又有复杂的相互关系,最终导致王朝的全面倾覆和死亡。
总体的叙述过程也是按照上述三条来进行叙事的,总体目录如下:
第一篇:腐败不会亡国
叙述官僚政府的在结构上的根本性矛盾,这个矛盾是导致行政衰落的根本原因,从而破除腐败亡国论的伪命题
包括一下小节:
1.1中国古老的官僚体制 1.2官僚制度的最根本矛盾——为什么官僚政府总是做脱离实际的决策 1.3廉洁未必高效 1.4部门利益的固化 1.5 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 1.6为何能臣总是贪官 1.7生命曲线 1.8分裂与割据的产生 1.9官僚政府的囚徒困境——腐败是一种理性行为 1.10腐败不会亡国

第二篇:权力解码
揭开表面现象,用来解码一个王朝的权力构成,以及演化,进一步解释一个王朝衰落的动因。这一部分基本完成,正在整理中。

第三篇:军事与财政
在第一和第二篇的基础上,这一篇将重点解决所有长寿王朝在衰亡过程中最致命和最顽固的军事和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四篇:农村与城市
这一篇将细节的分析中国古代王朝的二元经济基础,和这个基础崩溃的过程。

第五篇:社会的阶层的流动对王朝兴衰的影响,也就是最终政府,经济,社会阶层流动三个因素都到齐了,最终以一个体系来系统演绎王朝灭亡的全部过程。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内容非常复杂的作品,虽然尽可能的精简,但是数量还是相当庞杂,因为个王朝的灭亡不是一两条简单规律就能解释的,连伟大如牛顿也需要用三个定理来解决一个简单的运动,而且是在远离光速和微观粒子的范围内,更何况是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性问题,也许还只是非常肤浅的解决了一些表层问题,而且是在相对松散的没有被完整的系统化的情况下,但是毕竟这是一次能相对完整的解决中国的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全部历史难点的,甚至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之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篇文章里运用了很多理论,有些是先贤创造的,有的是我自己总结的,有的是先贤创造我又经过改良的,但是总的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收到前辈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的启迪产生的,尽管我非常渺小,但是站在如此众多的巨人的肩膀上,总会有所建树。
必须尤其要提出的是,加罗塔.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给了我最多的启迪,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我是无法完成这篇文章,再次为这位伟大的先贤和他的伟大的著作《统治阶级》致敬。

1.1中国古老的官僚体制

要了解一个社会是如何崩溃和死亡的,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他如何运作的,就像我们要了解人是如何生病,为何死亡,就必须具备医学和生理知识一样。 首先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官僚制度,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有着非常古老有庞大的官僚制度,如果不充分了解这个体系运行的规律就没法解释历史的周期律问题。
加罗塔.莫斯卡在研究过历史上的各种政府组织模式之后,认为所有的政府都分为两个基本模式——官僚制的和封建制的。
所谓封建式的是指在一个行政等级内,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部门里或者一个小团体内,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领地,经济管理,财政收支,社会治安,立法司法,军事等都集中在领主和他的亲戚助手们手里,这种模式就是封建的,封建的特点是分层次的地方集权,任何一个地区的单位体都拥有这个单位体内的大部分权力,甚至是全部权利。就举个例子来说,在欧洲的中世纪,典型的贵族领主拥有经济、财政、司法、人事、军事、行政等权力,但是宗教权力掌握在教会中,早期可能还有立法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立法权逐渐被认为是国王的权力,同时司法权也在被分割。
我们在说官僚制,在英文中为bureaucracy,实际上这个来源于法文,它由bureau办公桌,cracy希腊文统治组合在一起,用于形容法国18世纪的政治行政特点,如果这个词被翻译为中文的话,在不含贬义的情况下,也可以被翻译为科层制,实际上官僚制更接近原词的意识,但是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真正把这个词发扬光大,而科层制可以更好的形容韦伯定义的这种制度,简单的来说,假如是封建制度,国王把权利下放到若干公爵和伯爵,公爵和伯爵再把权利下放到子爵和男爵,这样就被分层了,而科层制不仅要分层,还要分科,比如中央决策机构下设工业,农业,财政交通等,然后到省级也要设相对应的厅级部门,市一级要设相应的局级部门。这样就形成了既有层又有科的复杂网络结构,其中使用复杂的办事程序来进行协调运作,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权力是分散的,决策是集中的。
中国拥有非常古老而完备的政府行政官僚系统,大多数认为这源于秦始皇时期确立的三公九卿制度(实际上战国中期各国的官僚制度已经非常发达和完善了),在这个制度下中央设置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政务,监察和军务,地方在郡一级也设置郡守(太守)、郡监、郡尉,分掌郡一级的政务,监察和军务,在中央的包括九个寺,相当于九个大部委,分别由九卿来领导,负责不同的工作,在地方郡守一下设置各个郡曹来办理不同方面的事宜,比如说户曹﹑集曹管户籍及征集租谷等事﹐金曹管钱币及盐铁生产﹐仓曹管仓廪﹑积贮﹐辞曹﹑决曹管狱讼﹐贼曹管武备和治安﹐这些郡曹在对太守负责的同时,也同时受到中央的寺的领导。
顺便说一句,现在一些科普历史里对九卿的工作解释太草率和简单,既不全面又充满误导,比如奉常(太常)负责的太常寺,按照解释是掌宗庙礼仪,但他管理工作非常多,首先宗庙绝不是单指首都的太庙,各类各个皇帝和皇族的大小宗庙遍布全国,有几千所,以至于西汉后期财政吃紧削减开支的一项就是削减宗庙数量,同时国家的其他山川土地之类的祭祀活动也收到监督和管理,此外,太常寺还掌控着选拔朝堂和太学的博士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顾问和最高学府的大学讲师),以及考察候选官员的思想政治是否符合儒家标准等工作,同时天文,文学,音乐之类的也归太常寺管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太常是执行国家宣传和思想路线工作的,绝对是政治局常委一级。
此外,再如太仆,按照解释是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但是他可不是为皇家的车马总管,这个工作由他手下的人负责,太仆管理着整个国家的畜牧事业,直接管理国营的牧场(主要是饲养战马),同时还负责国有车辆,其中包括战车和其他军用车辆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战车在当时军事上地位已经下降,但是仍在使用,同时各种运输和辎重车辆非常多),战时还有负责征集民间的牛马等。此外各种王公大臣和官府的公车也受到监管,什么级别的用什么样的车,都受到太仆寺的管理(这一点听起来好像当代的天朝的官僚制度比汉代又退步了)。
三公九卿时代,每一个职务都是可以追溯到古代一个显赫的典故,不过到了唐代三省六部制的时候,中央分为六大部委,——户部、吏部、工部、兵部、刑部、礼部。中央六大部委的头头名字改叫尚书,这个尚书可不是四书五经里面的尚书,他的意识是负责文件工作的意识,原来只是中央的办事员的称呼,这一点到很像被当作西方官僚制度典范的普鲁士的风格。19世纪的时候,法国人的部委头目叫部长,英国叫大臣,而德国叫国务秘书,是的——只是秘书。
当然尚书这个词当年实际上就是秘书,他起源于汉武帝时设置的皇帝办公厅——尚书台,负责起草和收发皇帝的诏书奏折,皇帝通过这个机构直接向三公九卿的下属机构和各个地方政府下达命令,这样就把实际上的三公九卿的权力架空了,随着事务的庞杂,皇帝的精力有限,尚书台逐渐由秘书机构变成决策和行政机构,并开始分成若“曹”来办事,后来逐渐反复精简改革发展成为六大部委,也就是户部、吏部、工部、兵部、刑部、礼部,六部头脑就基层了原来的秘书头衔,叫尚书。

1.2官僚制度的最根本矛盾——为什么官僚政府总是做脱离实际的决策

如果提到官僚制度,就不能不说到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论述,韦伯认为,科层制比其他组织形式更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第一,明确的权威等级。科层制就像一个金字塔,最高的权威处于上层位置,一系列命令自上而下传递,组织中的任务是作为“公务”分派的,上一级岗位控制和监督下一级岗位。第二,严格而缜密的规则。在组织的各个层次,都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它指导着各个职位上职员的行为,从而使组织成员的行为有章可循,组织成员必须照章办事。第三,明晰的分工。组织内部有明晰的分工,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第四,公私关系分离。在处理公务时,成员只能按规则办事,而不能掺杂个人的好恶爱憎。第五,量才用人。科层制招聘人员要按专业技术资格量才录用,并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晋升以能力、资历、工作表现为基础。第六,管理权力依附于职位,而不依附于个人。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离职则丧失原有的权力。
不过必须提到的是,韦伯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对于官僚制的理解,认为他们所说的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产物,而中国,埃及,罗马帝国等过去的官僚制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产物,因为他们原始所以最终会衰落和灭亡,而欧洲人的官僚制度是科学和现代化的,所以必将不断的兴盛和进步。
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时代特征的话,也就是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时代是被白人认为最甜美的时代,英国刚刚经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盛世,德国在高速崛起,美国欣欣向荣,法国也结束了连续不断的政治纷争,逐渐安定和繁荣起来,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收获果实的时期,全世界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而且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尚未开始,这个时代的白人们进入了进入了极其狂热的自信状态,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等待他们的是不断的进步,胜利,征服和荣耀。就像1989年前,日本人相信自己的股市是特殊的,所以只会上涨不会下跌一样。
而且,这些现代科学的官僚制度看起来也并不是太科学,尤其是在政府的组织上,充满了原始的气息,比如在被认为现代政府的典范的美国政府,它的二把手叫国务卿,各国在外交礼节上用总理的礼仪来对等接待,而这个国务卿的主要工作却是主管外交,这是典型的19世纪遗留产品,因为那个时候主张政府不干涉经济事物,所以内政上政府无事可做,主要工作就是外交事务,所以19世纪时各国外相都是政府的巨头级人物。再如退伍军人事务部这个小部委,居然占据了一个内阁成员,但是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打仗了征集一支超级庞大的军队,战后立即就几乎全部解散的时代,美国有规模很大的职业军队,不仅每年的退伍人数是相对稳定的,而且在入伍时就是有商业合同的,退伍之后按照合同执行就行了,这样一个部委完全可以归入国防部或劳工部。
所以说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人是特殊的,后来的实际证明了,过去的中国、罗马帝国等的官僚制度和欧洲人的官僚制度不会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原始的官僚制度会生的病症,“科学和现代”的官僚制度,其中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采取官僚制度组织起来的大企业,政党和民间机构也会生同样的疾病。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疾病和并发症——
灾难的金字塔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法老胡夫因为建造大金字塔而把国家搞垮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很值得商榷,古埃及第四王朝的衰落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考察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步衰落的过程的话,它的金字塔的组织结构,是它最致命的缺陷。
官僚制就像一个金字塔,最高的权威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当命令由金字塔塔尖的决策核心开始下达时,命令开始被复制和解析,同样的命令在不同的下级区域进行复制,而不同的部门按照既定的模式和方法,把命理逐步分解成可以进一步落实的细节命令,一直到命令下达到最基层的行政区域和最具体的执行机构为止,这样整个官僚组织机器就运作起来,官僚组织在这种模式下,具有极高的效率。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实行国五条,那么同样的命令下达到各个省,无论辽宁省还是广东省还是新疆自治区接到的命令是一样的,中央只要下达一道命令,马上就会被复制为34个,而省政府下达的命令在各个市级单位也是一样的被复制,在不断向下的过程中,命令还被横向的在各个部门解析,比如财政局应该做什么,房产局应该做什么,税务局应该做什么,这个解析过程在各个部门之间是有一种固有的程序,按照这个程序处理各种问题,所有人都对它轻车熟路,所以在勤奋的官僚机构里,这个解析过程也是非常迅速的。
按照这个模式,如果我们强化勤政,加强公务人员的培训,加强纪律监管,用科学的方法来设计部门的权限划分和办事流程,那么整个组织就像精心调校的机械一样,准确而精密的运行,历史上也确实存在很多高效率的政府典范,但是遗憾的是其中这些政府要么很短命,要么会逐渐退化到无效率的状态。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官僚组织运行的不是这么理想,那么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是不是存在懒政思想,是不是公务人员的水准太差,是不是存在腐败问题,是不是机构设置不合理,然后根据这些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是的,上述的事项确实是降低官僚组织的效率的因素,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理解问题的话,那么就会被引入错误的方向。那么官僚组织低效率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是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
刚才我们说过了,当一个金字塔形的官僚组织在从上而下的下达和执行命令是非常高效率的,如果我们采取逆向思维的话,如果命令从下往上传达呢?也许听起来很荒唐,官僚制度的特点是上级管控下级,下级向上级传达命令,难道是造反了。但是一个组织可以生存的并被认同,是因为它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一个组织只能自上而下的传达命令的话,而不能反向运作,哪它就会遭遇很组织结构上的难题,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好吧!我们换一个说法,从下向上反映问题,反映问题总是可以的吧,让上级来做决定。
好吧,我们的基层单位遭遇了一些不再正常的办事程序内的特殊问题,我们需要把问题的信息记叙并向上级反映,现在A单位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A单位的人员非常勤政和高效,详细的记录和描述了问题,然后把它向上级C单位报告,同时同一级别的B单位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也向他们共同的上级上级C单位来反映,那么在C单位看了,等于同时遇到了两个问题,它把这两个问题继续向上反映到H单位,同时H单位也接到了他的另外一些下属如D单位,E单位,F单位反映的问题,这样H单位等于遇到了一堆问题,接下来H单位再向更上级的O单位汇报,同时O单位也会得到其他下属如L单位汇报的问题。
以此类推,在金字塔结构的官僚体系内,下属一旦发生不再正常程序内的新问题时,这些新问题在不断向上反映的同时,就会变得越来越密集,就像河道变窄了一样,同样的水流量,越窄的地方流水越急,越容易越过堤坝,造成灾祸——而金字塔的组织结构,恰恰是这种逐渐变窄的河道。
假如新问题只是个例的话,它产生的问题也许不是很严重,因为它只是偶然发生,就像若干个上游的支流只有一个涨水,不会造成下游泛滥一样。但是如果这种新问题是由于局势和环境变化引起的,那么新的问题就会接连不断的产生,而且是各个区域,各个部门同时发现问题,这样问题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就会拥堵和爆炸。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大部分的官僚组织里,都会存在一个信息筛选和简化的机制,把最很核心和重要的信息向上反映,而精简一些细枝末节以节省领导阶层有限的精力。但是如果这个官僚组织足够大的话,这个过程几乎是100%会失真,因为最了解真实情况的是直接面对问题的底层,而离问题发生地越远的上层就越不了解真实的情况,而需要做出把信息进行分选和精简的恰恰是这些不了解情况的人,随着问题的向上传递,最终会大幅度的失真,而金字塔顶端的决策机构,根据这些严重失真的信息制定解决方案,最后出台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政策来解决问题,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失控。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有这样一个国家的官僚政府,这个国家以前没有大象这种动物,现在某个边境的县里发现了从他国迁移来了一群大象,面对这种新的动物出现,县令马上组织幕僚详细的记录了这种动物的特征:发现不明物体——身躯像城墙,四根圆柱型的腿,腿的下面带有一些白色的椭圆形白色骨质,很可能是脚趾,其中两个腿有4个,另外两个带有3个。身体和腿上都无毛,并且粗糙而带有大量褶皱。身体的一面带有一条类似于尾巴的东西,一面带有巨大的凸起,很可能是头部,因为上面带有两个眼睛,不过上面带有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结构,其中带有一个巨大像蛇一样的长型物体,外端带有两个圆孔,从下面的开缝里深处两根很长的白色锐利的物体,光泽像玉石,形状像长矛,不过带有一定的弧度。同时还带有一对巨大的蒲扇形物体。
县里尽职尽责的把文书制定好,然后上交给知府衙门,知府看过之后要把情况向上转达省里的巡抚大人,但是巡抚大人负责治理整个行省,公务繁忙自然没法看这么详细的报告,于是知府对信息进行了删减——向什么腿上的椭圆形骨质,蛇形物体的圆孔,长矛的弧度之类的细节就被省略掉了:公文简化成——发现不明物体,身躯像城墙,四根圆柱型的腿,身体和腿上粗糙无毛,一面带有尾巴,另一面带有长蛇型,一对白色长矛,一对蒲扇型物体。
文书到了省里,巡抚大人看到这个文书之后,认为必须进一步精简才能让中央领导有精力阅读,针对文中城墙,长蛇,长矛等描述,巡抚当即怀疑这很可能是一种武器系统,于是向京城报告:边境地区出现形状奇异,个头很大的疑是武器系统。
在京城的内阁会议正在讨论和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正巧这份报告送到,内阁成员迅速做出丰富的联想,当即认定是敌国派来的新式武器,正在准备进攻,于是立即下达军事动员令,准备战争。
这就是官僚机构的金字塔模式的晚期综合症之一,高高在上的决策机构,就像聋子和瞎子,不断做出完全脱离实际的决策,犯让人无法想象的低级错误,最终会断送自己,我们如果描述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灭亡的主要原因的话,完全可以套用恐龙灭亡的原因——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物种的躯体非常强大,不过它有个致命弱点——就是脑子太小 ——所以适应不了复杂环境。

1.3廉洁未必高效

我们观察一个庞大的官僚政府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便这是一个腐败成风的政府里,它的腐败程度也是呈现明显的差异化的,总有一些油水很丰厚的职务,也总是有一些清水衙门,如果把所有的职务和部门都统一到清水衙门的廉政水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廉洁的政府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一个官僚机构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相对成熟,就都有一套防止组织内人员公权私用和谋取不正当个人利益的措施。比如说,大部分的公司和其他组织的官僚体系里,都有一个财务部门,这个部门掌握着所有其他部门的资金使用,资金的动用要通过严格的程序和手续,这就比把资金分散在各个部门能更有效的监管,防止滥用和贪污的存在。在理想模型下,所有的人都照章程办事,官僚体制里是不存在腐败这种行为的。
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管理组织都没法在理想模型下运行,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财务部门的问题,它监管着其他部门的资金使用,每一笔资金都要有严格的程序和手续,假设这是一个公司,每个部门都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用度,如果这些小支出每一笔都要在财务部门走一个程序,固然减少了虚报和贪腐行为,但是就会产生大量的繁琐程序性工作,有时这种增加的工作造成的时间和金钱的消耗,比偶尔有人虚报还要大,所以,某种程度上,运行部门设立自己的小金库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事情。
哪好吧,我们把以一些小规模的财务权限下放下去,但是有一天,突然销售部的经理突然要求紧急支出一大笔钱用作一个大项目的回扣,这个支出项目在财务部门的审批程序内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按照标准必须总裁一级的批准,但是总经理目前去开会议了,所以未能及时批复,等到会议结束,这个项目已经被别的公司捷足先登。
事后公司内部针对失去这次生意进行检讨,认为公司的财务制度过于死板,如果不能灵活一点的话,就会失去更多类似的生意,所以决定给予销售部门以特别的财务绿色通道,这样就可以应付各种突然的情况。这样就在原来完美的财务监管上开了个口子。
所有官僚制度的不可克服的弊端之一,在于它依赖于部门间的办事制度和流程来制约腐败行为,这个制度和流程越严密,越有刚性,那么组织就越廉洁,但是组织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越弱。对于现有流程无法自动处理的事件,最可以保障廉洁的模式是向上反映到最高层的决策机构,因为这个机构是唯一需要为整个组织负责的机构,所以它发生腐败行为的几率最小。
但是这个过程受制与两个瓶颈——
第一个是通讯速度;在所有的官僚政府中都非常重视通讯的及时性,在西方波斯帝国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有非常完善的国家公路和驿站系统,这个系统后来被罗马帝国发扬到更宏大。在中国的驿站通讯系统一直维持了几千年的运作,加急的文件使用不断换马来的方式昼夜不停的传递,一天可以传递三百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古印加帝国的通讯系统,因为美洲没有马匹或其他可以骑乘奔跑的动物(现代的美洲马都是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所以采取跑步接力的方式来传递,每程大约相当于现在1500米,可以想象这种方式要求的速度相当高,因为大多数平时进行锻炼的人都体会到,一次慢跑8到10公里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路程设置的这么短,显然是为了提高速度。
现代通讯工具可以以光速来传递,而且通讯系统的维护成本更低,但是即便硬件的通信及时性得到保障,而人的效率仍然会出现延迟。 而且它仍然要面临第二个瓶颈,那就是在上一节所论述的,官僚制度的金字塔结构面对信息传递失真的问题。
一个官僚组织,它往往效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它刚刚建立的时候,这时候,它拥有一整套应对现实里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处理流程,依据这个流程,它自动在底层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随着时间的进展,环境逐渐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原有的办事程序不能处理的,这就会产生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继续按照原定的程序进行处理,使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大量问题被堆积起来;
第二种情况就像我说的,底层单位需要向上级反映情况,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情况下,大量的问题和信息向上传达的时候,会越向上越密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采用信息的筛选和精简系统,最终不断被筛选和精简的信息完全失真,错误的信息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被向上反映,制造出更多的错误决策……周而复始。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官僚组织开始适度的放宽办事程序的严格性,允许下属部门可以便宜从事的自行处理问题,这样随着约束腐败的制度和程序被破坏,腐败开始产生。
当腐败开始产生时,下属们就有了既得利益,而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既得利益,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他们会有意歪曲误导信息来达到目的,这样在官僚的金字塔内的信息传递就更加紊乱和失真,位于顶层的决策机构就更加无法处理各种问题,为了应对,必须更大幅度的放宽办事程序,这样又会激发更大的腐败……周而复始,最终完全瘫痪。
腐败固然会降低一个官僚机构的效力,但是廉洁的未必会提高效率,官僚机构的廉洁和效率基本上来说,取决与它运作的环境变化,一个只是常年应付同样工作的机构的腐败程度就会远远低于一个应对多变工作环境的机构,因为前者所有的工作都有章可循,腐败的机会很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当发生农民破产流亡,导致地方税收锐减的时候,上级都允许地方官擅自把税务缺口进行各种摊派的方式加在剩余的农民身上,这种方式是被默认甚至鼓励的;但与之相对比的是,有很多地方官因为在灾年未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下,开仓救济灾民因而获罪——比如说著名的书画家郑板桥就是一例。
而且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办事流程也不能应对一下规模巨大,高度复杂和需要机动灵活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在边境地区修建一座要塞,那么这个建设工作是属于工部来负责,但是上面的很多防御兵器设施是归兵部来负责架设的,而且征用人力和运送粮食等是户部的工作,而且涉及到军事部署和防卫工作,这个工作归军事指挥部门如枢密院或者都指挥使司负责,而军队的补给和征兵又是兵部的工作,但是补给的大头——粮草需要户部的参与,同时参与建设的人力很多是士兵,这又要回到组织兵员的兵部,但是决定如何配置士兵的劳动和警备分工,要依照军事指挥部门的意见。而且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敌人可能会打过来的威胁下进行的,有可能正在劳动的士兵被被突然抽走去参加战斗,刚建成的设施被破坏,储存的粮草被焚烧等等,最糟糕的是莫过于士兵突然哗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预定的程序和方案,这时候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被随意修改的,并且容易造成高度的腐败,在历史上最容易腐败的几项如下:建设新都,组织漕运,赈济灾民,黄河治水,军事行动。上述这些活动如果是被严格的纪律所约束,几乎肯定是一事无成,只有充分放权给现场的实际负责人员,才能有效的完成工作。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当边疆或者内地某区域发生骚动和叛乱之后,中央政府开始着手解决,通过旷日持久的军事和行政手段,耗费了巨大的金钱,结果局势越来越失控,这时某才华出众的将军通过行贿的方式取得了不受中央遥控的统兵大权,然后建立了伟大的战功,稳定了边疆或叛乱地区,但是为了收回他行贿的成本,他采用侵吞军饷,杀良冒功,纵兵掠夺的方法谋取财富。但是总的来说,他尽管有各种腐化行为,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定要比中央在解决问题的成本要低,如果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处理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政府的工作效率变得更高了呢?

1.4部门利益的固化

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  现在各军政机关,与成大事者,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譬如批呈词:“据某某所呈之情,实于法不合,特令该县知事,查明严办。”“于法不合”这四个字是锯箭杆,“该县知事”是内科,抑或“转呈上司核办”,那“上司”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杆,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也有连箭杆都不锯,命其径直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参自悟。 (选自李宗吾的厚黑学)
上述有些人也许是会把它当作一个可笑的笑话,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逐渐走向衰落期的官僚制度处理问题的典型模式,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采用“锯箭法”来处理问题是官僚制度的最理性的处理问题方式。
典型的官僚制度办理事物,是采用分工处理的模式来进行,但是遗憾的是,发生的事情却不会分成一块一块的到来,绝大数问题都是一个整体,为了处理这个整体,需要一套分工和流程,你干什么,然后我干什么。为了完成工作,每个部门都要拥有一定量的资源,并完成一定范围的工作。这个资源包括上级分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当然是有限的——
另外包括拥有一定的政策和权力从社会和民众身上征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当然只要当政者脑子没坏掉就应该知道,这种征用是要有限度的,不然会造成反抗,所以无论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的资源都是有一定限量的。
如果需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就必须努力争取更多的资源,并承担更少的工作。在绝多数情况下,分配资源不能改变的,所以能把一些工作推出去,是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
假设内科和外科是两个政府部门,程序制度的规定是,内科处理身体内部深处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肠炎,感冒等的人就去内科,外科处理身体外部形成的问题,比如说磕磕碰碰的就去外科,为了协调,会有一些规定:如果有同时收到内伤和外伤的情况下,如发现有人被石头砸伤了之类的,应该先有外科来处理外伤,再有内科处理内伤。原本这些人只是平时种地修房子之类的,这种分配方式大致管用,但是,后来有一天发生战争了,这些农民需要可能会上战场,遇到从外部直接射入身体深处的伤病。
于是两个部门面对这种新情况,都希望自己能少承担些工作,而它们都可以从程序制度上获得支持——
内科说,这个伤害是从外部造成的,所以归外科管。
外科说,我只负责锯箭,因为箭头已经插入身体很深的部位,这个部分是内科的事情。
内科说,按照程序,应该先外科治疗结束,然后再内科开始治疗。
外科说,我已经把箭杆锯断了,难道还要我把伤口包扎上,把箭头包在里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这么干了,到时候出了事别怪我。
就是这样,所有的部门都援引旧的程序制度来推脱新工作,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在官僚制度下也会变得复杂,甚至形成死循环。
比如说,一个人在外地丢失了身份证,而为了返回家乡必须用身份证买火车票,而补办身份证按照规定是归属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来负责的,但是卖不了车票就回不了户籍所在地。
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在过去维稳形势还不需要防御流动性犯罪活动,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所以关于办理身份证的规定是完全能处理问题的。但是情况发生变化,人口流动起来,维稳形势严峻的时候,新的问题就需要在外地为居民办理身份证。
这样的问题,基层部门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本着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要多争取资源,减少工作。
对于外地办理身份证的处理办法,一个是在外地公安机关进行办理,另一个由户籍所在地派人来办理,由于办理身份证收取的手续费要远远高于工本费,所以每一个丢失身份证的人对于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来说都是一项资源进账,本着多争取资源,减少工作的原则,自然不能又外地机构分肥。如果外地机构不能分肥,却要承担办理的工作,这就是等于在不增加资源的情况下,增加了工作量,自然不符合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所以按照办身份证按照规定是归属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来负责的原则,它完全有理有凭的把工作推出去。如果需要派人去外地办理,这个办理费用就会超过手续费,按照规定,地方公安机关也不需保留外派到异地的常驻人员,所以它也可以有理有凭的把工作推出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官僚政府后期的特征是不足为,出现事情互相踢皮球,最后甚至踢成死循环。但是也有特例的情况,那就是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各个部门都会一反互相踢皮球,互相争夺。比如户部和盐铁司互相争夺,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互相争夺,现在交警和城管互相争夺,这样的现象在过去现代,甚至是官僚制度公司都会不断的重复发生。
我们重复上面的内容,由于官僚组织的设计上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同样的事情会被硬性的切割为几个部分对应不同的部门,而部门的依据自身利益,会产生尽可能少做事的倾向——
在最开始的时候,由于有明确的办事程序划分责任,这种倾向不会变成实际,但是随着办事程序应对不了情况变化,责任开始划分不清楚,部门之间开始互相推脱。
而且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整体的官僚金字塔开始运作不灵的时候,这是后上级下放的权力引起腐败和利益,这种利益的产生,让部门逐渐形成部门的固有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往往产生更激烈的行为。
当一个官僚组织开始不适应多变的环境,开始一个官僚政府后期的典型症状是,各部门处于本部门的利益,依据过时的规章程序的缺陷,互相不作为的同时,也存在过度作为,总之,这部行政机器越来越不正常,正常工作的时候越来越少,制造事故的时候越来越多。



1.5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

假设有这样一家巨大的工厂,工厂内有大量相同和不同的设备组成不同的生产线,生产出各种产品,但是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了,他们需要调整整个工厂的设备排列顺序,并新增一部分设备,淘汰一部分设备,形成更适应目前需求的生产线,来生产出卖得出去的产品。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理解一个官僚组织,当他的部门设计和办事流程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后,那么从新进行设计和调整就是必须进行的行动,来挽救组织。——我们可以称这样的行动为改革。
但是官僚组织不同于工厂,工厂内的机械设备是冰冷的,非人格的,他们不会反对什么,也不会支持什么,你可以随意的调整他们,也可以废弃他们。但是官僚组织内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是又有意识的人构成,他们可以支持这种改革,也可以反对这种改革。
——但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反对改革的。因为作为一个官员他的利益曲线正好是和官僚政府组织的生命曲线相反的,至少在组织面临最后的死亡的时候之前是这样——当政府高效高适应性运转的时候,官员的受益最小,当政府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开始下放权力和放宽办事流程的时候,这时候官员的受益增多。(见1.3节)
也就是说,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每一个官员都不会欢迎一个高效严格的政府,而喜爱混乱无效的政府。他们不仅乐于看到政府变得混乱无效,而且会主动的制造更多的混乱和无效,并且反对一切使它回到高效严格的作法。——而改革恰恰是这样的作法——所以他们会反对改革。
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改革,就会明显的发觉这一点,支持改革的都是官僚政府里的一小部分人,而反对的是绝大多数。而且这一小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要么是站立在官僚金字塔的最顶层需要对整个组织的命运负责的人,要么是处于相当有利的条件可以快速的冲击最顶层职务的人。前者是因为处于一种身处位置的的职责(当然他们如果不在意身前身后的惠誉的话,也可以不在意这种职责),后者则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改革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态度,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僚集体的态度。
与之相对的是,绝大多数中下层官僚都是反对改革的,而且这种反对不是一盘散沙的反对,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见1.4节),他们很容易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劫持政府部门,利用官僚机器只身的力量来反对改革。
也就是说官僚机器会自己反对自己,官僚机器在阻止自己自救,官僚机器在自己杀死自己。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在鬼片里面常见的一个镜头,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一个长发飘飘,白衣白裙的女人,对着镜子诡异的笑着,然后用一把闪亮的短刀横自己脖子上,像锯木头一样反复的在拉动,然后你可以看到血液喷涌而出,喷溅在镜子上,而镜子里的人仍然在诡异的笑……

我们在谈论历史上的改革时,总是会集中在王莽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张居正的改革上,这些改革与其说是有影响力,不如说是在史书上留下了最多的争论而已。我们必须注意另一些改革,比如萧何对秦代制度的改革,诞生了维系汉代四百年的制度基石;隋文帝对北周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中国近一千年的制度标本。以及曹操对东汉制度的改革,朱元璋对元朝制度的改革。
除了这些大的由开国者进行的大改之外,每一个王朝政府都需要每隔若干年,从新修订自己的行政法规,每一次都要废弃、调整、新建一大批行政规章制度和办法,这种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改革是维系王朝政府高效运行的必然手段。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明显的发现,这种修订行政法规的行为,在王朝前期是非常频繁的,而在王朝中后期则逐渐被废弛,也就是说,在王朝后期,政府停止了对自己进行改革以适应形式的办法,让自己放任于无效而混乱的行政中。
我们在上面的论述已经阐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官僚集体内部是不会产生自发的改革动力,而总是产生改革的阻力。也就是说,你不能自己指望官僚们自己改革自己,那么能推动官僚政府不断从事这种改革的力量就必然产生于官僚集体的外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产生于王权的力量。
当然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开国的君主可以完成宏大的改革,而早期君主也能不断的小规模改革,而最终王权变得没法推动改革。——千万不要更我说,因为有一张白纸,所以作画更容易这样的蠢话——这样的话,你也许可以和鲁滨逊和火星移民者说,但是绝不适用一个开国君主,因为每个朝代都是对以往的继承,而且往往是在最混乱的基础上,可以说这些开国君主是在一张被打翻了色彩,撕破了的画布上作画。究竟是什么养的力量在支撑这种艰巨的活动,我们将在第二篇里解密中华帝国的权力密码时谈这个问题,这里不是买官司,而是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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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3 21:50:16 | 显示全部楼层
杂糅了很多现代企业组织的研究和精英政治学,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欢迎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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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八品上给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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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4 00:36:44 | 显示全部楼层
见解独到!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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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

头衔给的字太少,看签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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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三级功勋勋章灌水榜眼勋章

发表于 2013-9-14 01:18:15 | 显示全部楼层
腐败的作用不是直接和明显的,但是不能说就不会在亡国的过程里起作用。
别的不说,行政是需要成本的,腐败会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
那么长期来看,当行政成本超出了社会支付能力的话,亡国就成了必然。
但是,这个只会以其他方面由于成本太高,而一直积累下来的问题的爆发而体现,所以掩盖了腐败的作用。
甚至可以这么看,所有非必需的行政成本支出其实都是腐败。
官员或者议员给自己高薪,即使是民主表决的,依然是腐败的一种,如前一阵子欧盟议员们所作的。
说腐败不会亡国,这个观点不能苟同。
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大宗正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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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4 09:18:27 | 显示全部楼层
1.6为何能臣总是贪官

普鲁士的官吏,就如乐队中那些单独的演奏者,他们对乐曲全局并不知晓,也无任何影响,但却务必按照规定去演奏自家负担的那一片段,无论他对此片段的好恶如何。——奥托·冯·俾斯麦

正如铁血宰相所说的那样,在一个理想化的官僚体制里,所有的人都服从与一个指挥棒的指挥,当然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工作去做,这个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但是这个技能是相当平均的,在官僚体制里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大体相当。就像一个一流乐队不需要一个二流的大提琴手一样。
同时,每一个人都不是唯一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取代的,官僚组织需要的不是才能出众的俊杰,而是具备一定能力的普通人,只有这样,官僚组织才能得到系统的控制。
就像一个一流乐队,它需要一流的演奏者,但是这个一流只是相对于二流乐队的乐手而已,它不需要明星级的演奏者,唯一一个需要明星级的只有指挥家,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多么有名的乐队,只有著名指挥家,没有著名乐手一样。
官僚制度也是如此,除了最顶层的从事决策的一小部分人之外,其余所有的官员都是普通人,对他们的要求只是能够做好本职工作而已。对这个工作的复杂程度是大多数经过训练的普通人都能够掌握的,如果工作的复杂性超过一般人的水准,需要明星级的天才人物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这种人才的不可替代性,就会反制官僚制赖以维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上而下的权威——这种权威必须是下级是一种普遍性的可替代物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想下的官僚政府里,除了最顶层的一小撮决策者,其余所有人的能力几乎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在这个组织里是官员是如何晋升的。
在所有的官僚制组织里,论资排辈是一种典型的现象,也许你觉得这是一项官僚制的弊病,但是我们换一个词如何,非常时髦和现代的——年功序列如何。
在一个理想化的官僚政府里,既然大家的能力都在同样的水平线上,当高等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唯一能够公正决定谁升迁的办法只有两个——年功序列,亦或是抽签。
如果你觉得抽签不是一个好办法的话——实际上明朝后期就是用抽签来选拔中下层官员的,这样可以更好的杜绝腐败和派系斗争——那么请接受年功序列,它绝对比抽签有更大优势,因为即便是在同样的能力下,资深人员的熟练度更高,也更适应组织文化,对组织的忠诚度也越高。这样可以起到强化组织凝聚力的作用。
当然除了年功序列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进行补充:
首先是家族和裙带关系——虽然拼爹拼兄弟和拼岳父拼姐夫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唐代中期以前,这种模式几乎提供了政府中大部分的最有才干的官员。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因为豪族和门阀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巨大活力所致。
实际上来说,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豪族和门阀之间,以及和各种政治社会势力之间都是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博弈,任何一个不具备优秀人才的豪族和门阀都会被很快淘汰出局,这些优秀人才通过家族和裙带关系进入官僚系统之后,自然表现出比平民更优秀的能力,当然在家族和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人的忠诚度还是很成问题的——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非常残酷和动荡的政治变动。

第二是通过人际关系网,所谓门生故吏,同乡同科,各种关系网,都是帮助晋升的手段。
在一个层级和规模够大,同时没有一套外在的力量的渗透和控制——比如说唐代以前的门阀制度或者秦国的军功新贵,那么官员的升起主要靠内部决定的时候,人际关系网最终会压倒所有的手段,这是因为人性中本能的扩大自己最大利益的意识,通过你帮助他升迁,他回报你的方式,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这样做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不公正的,必然产生纷争,而对抗这种纷争的手段就是,扩大你和他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越大,对抗各种纷争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就越强。但是同时你等于降低了别人晋升的几率,所以别人也会采用同样的模式来应对你们——这个模式就是官场派系争斗的直接推动力。
有这样一则故事三国时司马懿发动政变,大臣范恒准备离开都城去投奔司马懿的对手曹爽,因为没有出城的凭证被在城门处拦住,范恒大怒对守门的司蕃说:“你是我的故吏,怎么能阻拦我。”于是司蕃就放他出城了。可见这种关系网络的强大,已经上升到道德和社会规则的层面上。
当然还有一些补充的手段,如捐官,萌官等等。
也就是说,一个理想化的官僚制度,它严密高效,所有事情都照章办事,以非人格化的方式工作,这样的政府类似韦伯的理想化官僚模型,或者中国古代法家商鞅和韩非鼓吹的那种政府模式,这样的政府甚至连生存都是个问题,因为它自身不具备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手段。
在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这种理想化的政府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战国后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荀子在长平之战后,曾经访问过秦昭王统治下的秦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官吏们都谦逊有礼,简朴诚实,忠实守信,做事精细。官员们,上班、下班,公门、家室,两点一线,没有你来我往,勾勾搭搭,弯弯绕绕,私相渍谒,互徇私情之事,简约精密,正大光明,公平无私。不搞结党营私的一套。朝堂上其议决百事,不迟滞、不拖拉,无不干净利落,好像闲暇无事似的,其实各种事务,都已得妥善的处理。”
但是必须看到一点的是,对于任何一个秦国的基层官员,想从底层的小吏一步步爬上朝堂上的决策层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秦国的官员晋升系统依赖与军功制度的提升,高层官员都是靠军功晋升的,而且最顶尖的政治人才依赖于来自东方列国的客卿,从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到李斯,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秦国相国职务的都是不是秦国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严密的官僚制度,要想长时间的运作,必须有一套从外部输入高级人才的机制才行。
——我们回顾前面的内容,当一个官僚制度在严格照章办事的时候是不存在腐败,只有在环境变化,导致原来的制度了办事流程不能应对,中央又因为层级太多,地域太大调度不灵的时候,官员允许违反规章制度进行处理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产生腐败,(见1.3)
但是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分辨出官员个人能力的高低,以此作为提升的依据。而且越是腐败的部门产生的优秀人才就越多,越是清水衙门就越不出人才,人才产生于污泥之中,自然不能出淤泥而不染。即便是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才,他也会受到腐败的同僚排挤,而无法晋升。
也就是说廉洁的官僚政府不能自行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只有腐败的官僚政府才能选拔出高水平的人才。这个一个可怕的悖论,这意味着,一个采取封闭模式的官僚政府来说,有能力的官员就必然是腐败的官员。真正要反腐败就意味必须清理掉所有的有能力的高级官员,那政府就不能继续运作。在明初的名臣茹太素就上书给朱元璋说,经过朱元璋历年来的反腐大清洗之后,政府里有才能的人一百个里没有剩下一两个,现在任职的都是愚笨和庸俗官员(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朱元璋看了后暴跳如雷,对他进行了廷杖。事后又颇有感悟说出了“为君难,为臣不易。”并重用了茹太素。

补充:当然有人会说,在一个政府里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专业性的专家性技术官僚,这些人的能力是可以用标准来评价的。
从哪方面来考虑这些问题呢?假设对比一个社会上的专家型人才和被纳入官僚政府体制内部的专家型人才。在体制外部,他的人生诉求是丰富的,金钱,名誉,地位,自主研究的自由等。但是在官僚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使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体现就在于他是否能在这个金字塔上爬得更高,如果不能爬得更高,他就会感到失落,把诉求转入利用职权去追求金钱和女色等。
假设有一个专家型官员,这种人才最开始都处于相对低的位置从事直接性的专业工作,他的表现非常出色,那么认同他的方式就是提升他,他一但被提升就意味着距离实际工作越来越远,做自己的专长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从事其他的官僚事物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他就越来越像官僚而不是专家。
当然他的专家能力可以指导他负责的部门的下层工作,但是如果他的方法和社会上其他的专家的方法存在差异,或者技术了理论进步了,而他还是从事老套的方法,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他的上级还是下级还是同僚,除非他们是政敌,都会支持这个体制内的官僚专家,而不是社会上更有能力的专家。
这是因为在官僚体系内,随着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部门利益,人际派系,上级和下级,同僚之间,有用这些支持,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纷争中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同时提升也更加迅速。这样这个官僚专家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各种关系势力,而不是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也就是说,只要给它时间一个官僚政府总是会把一个优秀的专家转化成平庸的官僚。所以任何官僚组织在自我封闭式的运行中毕然会衰落。

1.7生命曲线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前几篇的主要内容,研究一下一个官僚制政府的生命曲线:首先,一个完善的官僚行政政府被建立起来,它依据有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设计了部门和办事程序,部门和办事程序的设计通过责权利和相互制约来防止下层部门对抗中央决策,和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详细论述见1.3)
假设这个系统内的所有人员都是称职的,并受过良好的训练,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这套系统有条不稳的处理着各种事情,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预料到,并写进各种处理的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里,只要遵循流程和照章办事,各个部门就可以在政府的基层自动运作和协调起来,只有极少数的特殊事件需要向上层传达处理。这个时候,政府是拥有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行政成本,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巨大的工厂,所有的设备组成一个生产线,按照原定的生产流程自动进行生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面对的工作,互相协同,作为工厂的管理决策者,只需要应对很少的突发事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开始变化,原有的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不能应对新发生的各种事件,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事件需要向上层反映,由于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越向上信息越密集,超过领导人的正常处理能力之后,就必须启动分层精简系统,这种精简会导致信息的失真(详细论述见第一篇),错误的信息理解,导致错误的应对政策,错误的政策导致更多的事件,更多的事件导致更大的信息流量反馈……周而复始。
(详细论述见1.2)
当官僚政府最上层意识到这种处理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须向下级下放权力,允许在适度的情况下,违反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来处理问题。由于下级不想最顶层的领导人那样为整个组织承担后果,这种放宽会激发腐败行为,而腐败之后形成部门的既得利益,为了保护和扩大这种利益,下级会有意识的歪曲从下向上传达的信息,而导致更大的信息失真,导致基于这种错误信息的上层决策更加脱离实际,为了解决问题,最顶层的领导机构就必须把更多的权力下放,而激发了更多的腐败,腐败带来更大的部门的既得利益,为了保护利益进一步歪曲信息……周而复始,最终会导致最顶层的领导机构失去对整个组织的有效控制。
(详细论述见1.3)
然而,即便是下放了权力,仍然会有很多问题会堆积起来。这是因为官僚制度依赖于分工的模式,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处理,这种处理必须是流程和事情相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基于各个部门保留更多资源,从事更少工作的本能,他们会利用过时的规章和流程来解释新发生的事情,进而得到有利于自己部门的解释,把一些工作推出去,而不是积极承担和解决新发生的问题。在下放权力之后,部门的腐败和既得利益增多,会进一步加大这种倾向,绝多数工作会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而少数可以产生利益的工作领域则由于互相争夺和过度管理而无法运转。
(详细论述见1.4)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官僚政府的行政能力在逐步下降,而行政成本在快速的攀升。而进行改革以重建政府的适应性变得非常必要,但是这种行动必然会收到官僚群体的集体抵制(见1.5),随着时间的继续,改革行动逐渐会停止,组织开始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这时候,仍然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可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采用分权的模式,在地方设立独立的决策核心。
既然金字塔型的官僚结构使信息不畅,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决策中心向下移动,建立一些分散的下层决策中心,来更靠近问题的发生地点,来应付事端呢?采用这种模式后,信息的流程缩短了,也就减少了失真,决策者更接近事发地点,能更迅速的做出正确判断。而且独立的地方决策,把权力和责任进行了不可推卸的捆绑,地方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必须为辖区内所有的事情,包括过去发生过的,和从未发生过的,办事流程里有的,抑或是没有的,它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没有推脱的余地,这也就遏制了各个部门互相退位,踢皮球的办事作风。
为什不能这样做呢?或者说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

1.8分裂与割据的产生

给予地方独立的决策权,这种显现主要是发生在王朝的早期和晚期。
对于早期来说,刚刚经历过战乱,环境复杂多变,需要高效率的统治手段,这样就需要对地方下放权力。比如说汉朝和明朝在开国的几十年中,为了维持边远地区的统治,大封皇室子弟作为诸侯王,这些诸侯国都是拥有完整决策权力的地方权力中心。清朝时也依赖于四个藩王(吴三桂、孔有德、尚之信、耿精忠)来统治帝国的最南端边境,元代早期的行中书省的主管是副丞相级别,拥有大权。
另一种情况出现在晚期,当政府的行政能力不足以应对来之内部和外部的危机时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比如唐代为了应对边境的军事威胁在边境的州设立节度使,而后有为了应对内部危机设立更多的节度使,东汉为了镇压黄巾起义设立州牧。清朝为了挽救危机,给予地方督抚以大权等等。
实践证明了,采用这样的措施之后,情况迅速的稳定下来,说明这样的模式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的运作效率。
同样的情况也也也可以在近现代采取官僚组织模式的大公司得到证明。也就是所谓的大企业病,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随着事件推移,管理机构的行政效率在下降,各种信息反馈失真和延时,高层领导脱离实际,中层的各部门混乱又互相争权夺利,整个管理系统臃肿又反映迟钝。
在最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大企业病,也许还不算致命,因为基本上是卖方市场,谁的块头更大,行动更统一,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来降低成本,通过控制市场来排挤对手,但是逐步的市场日益饱和,技术的进步逐渐变快,谁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更能适应技术发展方向,才能生存下去,尤其是在经历了19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各大公司纷纷采取事业部模式来编组公司,每个事业部或者分公司和子公司都拥独立的财政和决策,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极大的提供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在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依次的形体是卡尔特、辛迪加、托拉斯,其中托拉斯是最高形式,它们的发展特点是决策越来越集中,但是我们用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巨型企业的模式是决策相对分散的康采恩结构,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众、西门子、通用电气、百事可乐等,反倒是被认为最高形式的托拉斯像猛犸大象一样稀有。
对于企业的官僚体系来说,采取分散决策,下放权利的模式,提高了官僚体系的适应能力,但是对于政府官僚体系来说,这个模式会带来新的副作用——那就是分裂和割据的产生,并且割据势力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生存。
这种情况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分公司和子公司来说,董事会只要一支笔一张纸一个律师就可以制服它们,这是因为存在一种外部的规则法律和暴力机器来保证企业的产权。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政府本身就是规则和法律的实施者,和最高暴力机构,如果它自己搞不定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它。
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央大规模放权之后,几乎没有过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能够从新收回权利的例子。因为权利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个利益的甜美程度,完全值得他们用生命去“捍卫”,放出去的权力再想收回来,就意味着生死相搏。
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二类慢速衰亡型:A亚种是慢速死亡后产生分裂和割据类唐朝,清朝,这种分裂和割据是在王朝后期逐渐形成的,并和中央政权长期共生。B亚种是慢速衰亡不产生分裂和割据类,包括西汉,宋朝,明朝,和元朝。此外还有一个东汉,介于两个亚种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凡是在后期拒绝采取分权的王朝,最终都被来之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彻底击倒并取代。而采取分散决策和下放权力来解决危机的王朝,都能克服最直接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是越早采取这的措施,造成分裂和割据后果就越严重,并且最终亡于割据势力之手。
东汉在发生黄巾起义之后,对州郡下放权力,成功的扑灭了黄巾大起义,但是后续的军阀崛起,最终亡于割据势力之一的曹魏。唐朝后期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扩大了边疆节度使的权力和任期,导致藩镇之乱,而为了镇压藩镇,又设置了更多的藩镇,最后在黄巢起义之后,完全依赖于藩镇势力,最终亡于朱全忠之手。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外部进攻,和太平天国的内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重用汉族地主武装,并委任他们为督抚大员,并把大部分的权利都下放给这些地方督抚,效果是明显的,对内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对外稳定了外交,开始了国家现代化,形成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但是很快地方督抚和中央的关系就由蜜月期进入对峙期,最终清亡于各地督抚的独立和北洋军的倒戈。
在一个旧王朝采取分权模式之后,地方的权力中心有时间充分的发育成熟,在政治、军事、人事、财政等方面都有一套完整的办法,组织内部有良好的利益格局分享,这些割据力量和在大动荡时期临时组建的组织相比具有外在的强大和内在的稳定,以这样的几个成功的地方权力中心为核心,会迅速消灭大动荡时期新诞生的组织,并在几个最有力的割据势力之间,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而且即使最初的几个内生型组织衰亡,由于它留下了可行的组织格局和适应这种割据的人才和利益流动分配机制,后续的政权很容易模仿和复制,就像唐朝的藩镇割据一样,后续的很容模仿前辈地方政权的成功模式。而且当割据存在了一段时期之后,百姓就适应个割据的局面,不再热切期待过去的统一帝国,这样从新统一的难度就更大。
如果被打倒的旧王朝不采取分权这样的措施,所有的新组织都是在旧王朝崩塌的大动荡中,极短的时间里组建的,不完善,不稳定,这些乱七八糟的新组织之间会随机的方式进行持续的兼并,像掷硬币一样产生幸运儿,这个幸运儿最终会兼并所有的新组织,建立新王朝。

1.9 官僚政府的囚徒困境——腐败是一种理性行为

写了这么多,这一节应该是第一篇的小节,或者是点睛部分,诚然,这第一篇里最精髓的部分就在这里,但是总是觉得,和前面的内容谈不上太系统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最后一节,恐怕,这第一部分仍然缺少一个灵魂,这最后一节说复杂不算复杂,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必须是有很好的系统的知识面和良好思维习惯的人,才能把这一部分融汇到前面的论述中去。
——当然写到这里可能说明我一个非常糟糕的写作者,竟让在一个长篇大论之后,还不能把所有问题都阐述直截了当,还需要读者自己去组合领会——但是,我必须说的是,这篇文章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在玩弄别人嚼烂的流行理论去奉承大众流行的情绪,它试图用更具体而精微的逻辑来解决一个前人还未成圆满解决的问题,别说是十几万字,就是几十万字都是很正常,压缩在这么短的文章——当然对于目前的网络帖子来说,它是超长的,而且逻辑思维本身就是令人疲劳的事情。
——所以,这篇文章不是一个大众文章,而是一个小众文章,需要留给具备良好知识面和系统的思维能力的人去领悟——如果你能有耐心读到这里,并且能充分读懂前面的叙述的话,我相信你在全部人里最具思考能力的1%的小众。
那么,我们开始进行这的部分的倒数第二个章节——这里将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腐败这个问题:

现在说起官僚制度,人们马上联系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腐败,诚然如此,确实大部分的官僚组织都充斥着腐败,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只有在官僚制度里才最能明确的定义腐败这个词汇。在官僚制度里,有严格的职务公权和私利的分界线,官员的报酬是明确的,如果官员用公权谋私利,或者谋取法定报酬之外的东西就是腐败。
反之封建制度下的领主,他如果用各种手段从领地内搞各种财富和利益,那么我们只能说他贪婪,因为他拥有领地内全部的权力,没有公和私的界限,所以对他来说,不存在腐败。但是同时他也需要负责全部的义务和责任,他必须为自己的贪婪的全部后果负责,如果领地内的人造反了,他就玩完了。所以对一个封建领主来说,他的状态是——贪婪着,并如履薄冰。
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私营企业的老板,他可以尽情的压榨自己的雇员,但是前提是不会造成优秀员工的流失或者罢工。
与之相对比,官僚制度下,有明确的公私界限,但是官员的行为往往比没有公私界限的领主更令人发指,这是因为领主需要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所有的后果,而官员则是让整个组织来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所以官员的状态是——腐败着,并气定神闲。
但是把腐败当作官僚制弊病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本质来说,无论是领主还是官僚,他们都具有一种人性中最大限度扩张自己利益生物本能,如果他们是聪明人的话(当然也有很多笨人),他们必须计算和估计自己的行为后果,对于领主来说,他明白他必须为所有的后果负责,而且这个结果和报应会很快反馈回来,所以他比官僚制下的官僚更有谨慎和节制。
而对于官僚制度下的官僚来说,由于他们腐败的后果是整个组织来承担的,产生的反馈和报应是缓慢形成的,所以他们从事腐败来扩大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更胆大妄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在一个大型官僚组织里,都存在一个典型“囚徒困境”——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8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5年。
对于两个囚徒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双方都保持沉默,那么两个人合起来的刑期也只有两年。但是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
若对方沉默、我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会选择背叛。
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会选择背叛。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背叛。结果两个人都被判5年——两者的刑期加起来是10年,整体上来说,是最坏的选择。
同样的道理,在组织里的大多数官僚都清楚,自己的腐败行为会不断侵蚀组织的威信和生命力,并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覆灭,进而导致组织内官僚们的集体末日,所以他们在无法充分沟通的时候,存在两种选择,A——腐败,可以得到眼前的利益,但是最终会因为组织的覆灭而导致自己的灭亡;B——不腐败,放弃眼前的利益。
——如果所有的人都选择A的话,那么整个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过了。
而如果有人选择B的话,如果其他人也同样选择B,这样组织才能得到挽救,大家都得到长久的安全保证,形成双赢和多赢的局面;
但是如果其他人继续选择A,哪么选择B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傻瓜,他在所有人中受到最大的损害,他既失去了眼前的利益,有得不到未来的安全保障。
每一个官僚心中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都会推测其他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但是这个推测显然是悲观的,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做大傻瓜,所以他们推测其他人大多会选择A,如果自己选择B就会面对个人的最大损失,成为一个大傻瓜,为了避免这种损伤,他的最佳决策也是选择A,也就是和大家一起腐败。
所以说,在一个官僚组织里,腐败不是一种愚蠢的自我毁灭的行为,而是基于逻辑推理的理性行为,就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一样——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但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因此两国最终会倾向增加军备。似乎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增加军备会是两国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理性”,就是这种理性选择,导致了苏美两国在冷战期间制造了近9万枚核弹头,足可以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灭几十次。
同样的基于囚徒困局的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小型的官僚组织相比大型的管理组织更容易实现廉洁和自律——比如说新加坡,这个国家是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官僚组织在很少受到外界监管的同时,保持了高效和廉洁,其中之一是因为国家和组织比较小,任何危机都会立即反馈到个人的利益上,而不像一些大型国家,这种反馈要很多年才开始到达个人的利益层面。
另一个原因,是同时基于囚徒困局的原理,这些小型的官僚组织里,因为在“我”选择B,也就是不腐败的同时,其他人必须大部分选择B,那么组织才能得救,如果这个其他人的人数较少,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与大家能更好的信任和进行良好的沟通,所以更能达成一致;相反在一个巨大的官僚组织里,这个其他人是一个巨大的数值,而且里面的大部分人是无法进行沟通的陌生人,哪么取得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所以采取A策略,也就是腐败来追求眼前利益,才是最理性的个人选择。

当然有腐败的倾向不一定代表就一定会腐败,就像每个男人在生理和心里上都有到外面花心的倾向,但是其中大多数都保持了对家庭的忠诚。三国时,刘备统治下的益州大旱,粮食减产,为了遏制用粮食酿酒的行为,宣布酿酒为犯法,并且家里藏有酿酒器具的也按照准备酿酒治罪。一次刘备集团里的元老人物简雍和刘备同车出行,在路上见到一对男女并肩而行,简雍就对刘备说:“这两个人准备在大街上性交,赶快把他们绑起来!”刘备大为吃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简雍说道:“因为他们随身带着性交用的工具,和家里有酿酒工具的同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于是就取消了家藏酒器的人罪。这个故事和本文有关系吗?答案是没有关系,只是怕大家读的太闷了,开心一下。

补充:正是因为腐败是一种理性行为,那么如果采用道德说教和思想洗涤的方式来治理腐败,哪么如果可以成功,这种道德和思想必定是非理性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可以证明,唯一可以在大规模层面上对抗理性的就是非理性,比如狂热的宗教情绪,激烈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领袖崇拜等等。
假如这种非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驾驭的,也不能说是不可行的方法,比如说,二战时当纳粹党卫军组织的高效廉洁,源于一种激进的种族主义和使命精神。但非理性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不稳定和难以驾驭的,它会突然进入高潮,也会莫名其妙的的跌入低潮,并带来很多副作用,它需要非常高的天分对它进行驾驭。
如果这种道德和思想是理性的,那么必定会失败,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了,腐败是一种真实的理性,而用来说教的道德和思想是一种虚假的理性,如果用虚假来打动真实,除非这个受体已经被非理性情绪控制,要么就是智力低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虽然一个官僚政府里面的官员,尽管不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但是显然智力低下的傻瓜也很难混下去,所以说,这种方法必定会失败。

1.10腐败不会亡国

陈平投靠刘邦之后,立即收到重用,大家都很嫉妒这个后来者,纷纷在刘邦面前揭发他收受贿赂的事情,刘邦约谈了陈平,陈平理直气壮的说:“我机会是赤身裸体的来投奔您,不收受贿赂让我怎么过日子,如果汉王觉得我的计谋可用,就请继续用我,如果不用我的话,就收缴我收受的贿赂,让我走路好了。”刘邦听完十分高兴继续重用陈平,并允许他继续收受贿赂。
汉高祖刘邦带兵讨伐英布,丞相萧何留守根据地关中,刘邦出关后不断派使者来探望留守的萧何,使者回报说萧丞相在关中安抚勉励百姓,并把自己全部家产都用来资助军队,就像过去您讨伐陈豨的时候一样,刘邦听了心情烦躁。这时候萧何的一个门客看出门道,对萧何说:“丞相您不久就要灭族了,您已经贵为相国,功名第一,无以复加,现在还孜孜不倦的争取民心,所以皇上不放心你,害怕你在关中造反,不如强卖百姓的田地和放高利贷,这样看起来才正常一些。”萧何于是就听从了,果然刘邦得到消息后十分喜悦。
我之所以要举这两个故事,只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历史并不是儒生说的那样,王朝兴盛的时候就是清明廉洁,王朝衰落的时候就是腐败成风,而是无论在兴盛还是衰落,都是同样的腐败。腐败问题是始终在困扰这中国历代王朝的问题,在明朝开国的时期,朱元璋对官员队伍进行了恐怖的大清洗,甚至把贪腐官员剥了皮放在续任者的办公桌旁边,用来警示,但是最终也无法医治腐败问题,最终他从《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得到了启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同样,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大多数国家,贩毒达到很小的数量就会被判死刑,但是很少可以制止毒品的流通,因为相对于它的利润来说,是完全值得冒生命危险的。相对于贩毒来说,官员的腐败的风险更小,而利润更大。
如果所有的王朝开国时就很腐败,灭亡的时候也一样腐败,这样这个王朝就不是因为腐败灭亡的,如果做一个公正的分析和评价的话,几乎所有的王朝在兴盛期都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而在逐渐衰亡的时候,都伴随着政府效率的下降,可以说,王朝亡于低效率的行政。
当然,腐败会带来政府效率的下降,但是政府效率的下降并不是总和腐败有关系。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腐败是最容易收到攻击的,因为它是最容易找到的目标,就像光头上的虱子,而且这种攻击是针对个体和局部的,不会伤及整个体制。儒家修编史书是为了操纵思想言论,尤其的红线是不能伤及儒家官僚地主赖以生存的制度模式。那么采取攻击腐败的形式,无疑是用来推脱体制崩溃的最佳替罪羊,而且最终他们无一例外把皇帝作为所有腐败的策源地来处理,这样当一家一姓倒台之后,他们可以重起炉灶。
这些史书对历史的论述是基因于一下原则来组织史料的,首先,王朝开国的时候,皇帝贤明,政治清明,满朝君子。到后期的时候,皇帝是昏庸的,腐败盛行,其中最腐败的是宦官,然后是皇帝宠幸的一些奸佞,最后,大多数儒家人士是清廉高尚的君子,只是他们遇到了糟糕的皇帝,以至于无法和阉党和奸佞竞争。
当朝臣们来弹劾宦官的时候,明武宗朱厚照曾经一句话说的“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记住,明武宗当时是对史书上所说的三位君子级的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说的这句话。
当谎言被不断重复的时候,最终它竟让和听起来真理非常的相似。以至于后来人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完成这第一部分的时候,我必须解释一下这个部分的思路来源,总的来说,历史的周期律是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是存在的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率,而是政府行政能力,经济演化,社会阶层的矛盾等系列周期相互叠加和影响的过程,这三者的周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且三个周期之上还有一个外部的环境变化,如气候,外部的军事力量的冲击等。而在这三个主要因素中,如果说老化,最难老化的就是政府的行政,因为它的结构最简单,但是恰恰相反,我们观察到的是它是所有三个中老化最快的一个。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在快速老化的同时,有可能会突然起死回生般重新振作起来,就像唐朝在唐睿宗李旦在位的时候,这个政府看起来离完蛋已经没多远了,但是唐玄宗的继位后,成功的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明朝16世纪中叶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高拱张居正的先后执政,有从新让政府焕发青春。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它。这也是下一部分解码王朝的权力的内容。

历史资料是纷繁复杂的,以史料的罗列来说话的文章最容易欺骗读者,因为读者大多没有这么多历史知识,而作者则可以通过精心挑选片面的史料来进行欺骗。当然你也可以这么来怀疑我,但是你不能反驳的是,这篇文章的骨架和核心是逻辑论述,这个东西无法做假的。必须说的是,这里的很多内容来自与最新的对于官僚制度的研究结果,当然这些外国的学者主要是研究官僚制组织的大公司,少部分是外国的政府机构,如果代入中国的古代王朝,大部分是符合的。但是有一种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我在1.8里提到的,企业的产权靠政府来保护,外国政府的权力来自与选举游戏产生的民众的共同认可,但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来源依靠什么,所以我必须反复的对比古今中外的各类政权的共性和不同,最终得出的结果会在下一部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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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4 09:24:36 | 显示全部楼层
树懒 发表于 2013-9-14 01:18
腐败的作用不是直接和明显的,但是不能说就不会在亡国的过程里起作用。
别的不说,行政是需要成本的,腐败 ...

在所有的官僚系统里,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植根于系统的缺失和人性的本能,即使像美国那样完善的监督和制衡制度,也只是防止了基层官僚队伍的腐败,他们政府高层是腐败的,国会比政府高层还有腐败。同样我在文章的最后也指出了,一个王朝在开国时就很腐败,但是他一样兴盛起来,那么就不能认定,腐败是导致他衰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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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4 09:2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树懒 发表于 2013-9-14 01:18
腐败的作用不是直接和明显的,但是不能说就不会在亡国的过程里起作用。
别的不说,行政是需要成本的,腐败 ...

在所有的官僚系统里,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植根于系统的缺失和人性的本能,即使像美国那样完善的监督和制衡制度,也只是防止了基层官僚队伍的腐败,他们政府高层是腐败的,国会比政府高层还有腐败。同样我在文章的最后也指出了,一个王朝在开国时就很腐败,但是他一样兴盛起来,那么就不能认定,腐败是导致他衰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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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5 00:45: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树懒 于 2013-9-15 00:52 编辑
翔野轩 发表于 2013-9-14 09:24
在所有的官僚系统里,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植根于系统的缺失和人性的本能,即使像美国那样完善的监 ...

你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最起码从逻辑上说不成立。
做一个设想,100只兔子,每年增加10%。我第一年杀掉1只兔子,以后每年增加一倍。
那么前几年兔子数量都是增加的,然而终有一年我会把兔子全杀光,你能说我杀兔子不是兔子灭绝的原因?
如果你觉得年这个单位太小,把它换成几代人的代好了,结果仍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王朝在开国时就很腐败,但是他一样兴盛起来,那么就不能认定,腐败是导致他衰亡的原因”,这句话根本就站不住脚。
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大宗正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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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5 18:01:17 | 显示全部楼层
腐败嘛,终究还是官本位的必然产物,

腐败和人性化其实只有一墙之隔
Will Strong Fourth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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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5 21:40:45 | 显示全部楼层
冰冻卡妙 发表于 2013-9-15 18:01
腐败嘛,终究还是官本位的必然产物,

腐败和人性化其实只有一墙之隔

没有官一样有腐败,比如说商场。腐败这东西和谈恋爱送雌性东西,以取得有利的求偶地位才真的只有一墙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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