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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片推荐] 徐童 游民系列 三部曲有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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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4 09: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一介草民 于 2017-3-24 10:00 编辑





  撰文/杜晋华
  面对徐童工作室窗外的燕郊“夏威夷湖”,采访一路跑偏。没有挖到镜头背后徐童与小偷、乞丐、小姐、算命大师等同吃同住的故事细节,没有挖到被徐童剪刀手狠心舍弃的那1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都有哪些精彩,也没有挖到太多徐童个人的成长记忆、生活经历,但当他说到“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虽然不一定即时就拿出来展示”时,一切都对了。纳茶、候汤、冲点、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几道泡茶工序在徐童手中完成时,采访已经无主题漫谈近4个小时——就像他深度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慢慢浸泡,“放任自流”地手工制作纪录片。目前,他的“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已有新续,其四《四哥》制作完成,对象特殊,不急放映;其五《小凤》从《算命》起就在进行中。
  陪另一个人,过另一段生活
  “按摩店让仇人举报,在朝阳拘留所里待了13天,出来以后就把店给兑了,从此下落不明。”在纪录片《算命》里,这是按摩店老板唐小雁最后的交代。徐童在此给观众埋了个有悬念的伏笔,因为生活也给他埋了一个伏笔。好戏永远在后头。
  2009年3月底,在云南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徐童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求救电话,“唐小雁被关店拘留了。”第二天徐童飞回北京,开始“捞”这个认识不过两个月的拍摄对象。其时,还在燕郊落魄租房、举债拍片的他手上只有2万块拍片经费。他即时抵押了自己的车凑足7万元,在第13天时把唐小雁救了出来,第二天便是提审判刑。对于当时捞人的周折与仗义,徐童不愿再提及细节经过,也不愿“卖好儿”问唐小雁为何向自己求救,但他有自己的判断,“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她。我是以她的方式来对待她的——信任,还有仗义。”
  “徐童电话特别好记”是唐小雁的理由,她没有说的是,自己对这个和算命老头、按摩小姐同吃同行的导演已有天然的信任。唐小雁第二天就取钱还给徐童,“徐童,你让我干任何事都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给你。”
  唐小雁的报恩方式很江湖,《算命》里,这个命运只剩“坎坷”来形容的“老鸨”真容出镜,没有打马赛克。她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给徐童。2009年秋,徐童去黑龙江看望当时开煤窑放高利贷的唐小雁和她的父亲老唐头,这个沧桑倔强幽默真诚的八旬老人,用不到一个月的井喷式人生回忆征服了徐童。他回到北京,重新装上拍摄设备,开车回黑龙江老唐家里,开始了长达半年和老唐头同吃同住同行同睡的拍摄生活。
  徐童早已领教老人过剩的精力、过强的记忆力和过旺的表述欲,他甚至无须捕捉和珍惜老人的火花瞬间,“同一个段子他能说好几次,每一次的用词、语气、手势和音调都完全一样。”老唐头看到成片时,居然小有不满,本以为是自己独角唱大戏,谁料到还有其他家人的不少镜头:依旧做着文学梦的三儿子、对老唐头夜半自读发出声响不满而意图离家的女婿、被生活逼到当众飙泪的女儿唐彩凤……如同大多数一年一聚会的大家庭一样,这个春节过得鸡飞狗跳,但哀而不伤。
  所有人在激烈冲突时,都会想到家里这个举着摄像机的客人,“徐童,你来说说……”这个时候,徐童不是法官,更无法断家务事,他只是倾听者和观察者,也不愿意把自己推到参与者的位置,“身在其中隔岸观火,不去做导向性的左右,打破人物本身的意愿。”
  拍《麦收》时,和妓女苗苗的生活裹挟在一起的徐童有时候自己也无法辨别身份,更数次被苗苗的朋友以为他是圈里哥们儿。《算命》里有一幕,厉百程、媳妇石珍珠、石大嫂并排睡在炕上,老厉伸手拉线关灯,却不小心拉了电视机的开关线。能拍出这样的细节只有一个可能,摄像机就在炕头——其时举着摄像机的徐童就睡在老厉身边。老厉夫妇去残联讨要补贴时,片中展现了两个残疾人一步一步挪上残联的三楼,认定“纪录片应该充分展现历史细节,而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徐童的原则是,“镜头必须跟着人物,必须深究他们怎么上楼怎么拐弯怎么进屋。”艰难上楼,尽见残疾夫妇在寻求权益保护时的艰难与卑微。
  初识老厉时,徐童每周都会去拍一点素材玩,当接触到老厉三教九流的客户后,当时还在市区的他天天跑燕郊,直到决定拍成长片便索性搬至燕郊,和老厉夫妇一起生活数月。《算命》一片中,老厉对徐童的口气从客气介绍到分享“130元娶了关在草棚子里的石珍珠这个傻媳妇只为‘办事’”。徐童分析,这样的信任来自于自己对老厉他们的“喜欢、欣赏、羡慕甚至责任”,而不仅仅是“悲悯”。他也会对唐小雁分享自己的隐私,“她了解我之后,也有利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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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4 10:0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和命运实实在在地纠缠在一起

  采访的时候,徐童接到一个南方纪录片单元的邀请参展电话,他抱歉谢绝,“手里是有一个成片,但不能公开放。” 徐童说的是已经拍摄剪辑完成的《四哥》,海报也已经挂在工作室的墙上,但何时何地适合放映,是比寻找线索、拍摄、制作更难的问题。四哥,唐小雁的四表哥,一个行为屡屡触犯法律的嫌疑人——这个角色的选择意味着公开放映就会伤害到四哥的权利,也会招来比当时《麦收》更激烈的人权主义者的批判围攻。

  成片之后,徐童把四哥请来工作室,给他一个人“审片”,四哥看片之后“咧嘴一乐”,“行,挺好。”随即补充,“国内不能放,国外随便放吧。”能随便吗?

  尽管徐童强调“纪录片只是人物面对镜头的‘表演’,不等同于没有摄影机在场的真实现场,所以不能作为取证证据”,但在法律尚无定论之前,他不能以四哥的安全来冒险。徐童记得纪录片史上的一桩彪悍旧闻:波兰著名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曾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早年镜头下的一名小偷因为被拍摄出镜而被抓之后,导演决意再不碰纪录片。

  徐童问记者,你扛得住镜头的拷问吗?他自己回答,反正我肯定不能,何况是他们。 真实是有杀伤力的。如果以伤害个体为代价, 再好的立意也会土崩瓦解。 6月初,徐童参加的《锵锵三人行》播出后,《麦收》又被新认识徐童的网友“起底”,徐童再次开始救火,数次留言联系发视频的网友删帖,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犄角旮旯。几次风波之后,他不愿提及《麦收》,在微博统一倡议, 从自身做起,“不观看、不讨论、不传播”。

  徐童个人无意窥私,“因为我在努力做到和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也让他们(游民)进入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生活。” 这是一个更大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没有窥视,一切变成“我就在现场”。 两年多的时间里,唐小雁跟着徐童去荷兰鹿特丹、瑞典哥德堡、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地参加了20多个电影节,他甚至还想在剧组给待业唐小雁安排一个职务,“她可是从按摩院、黑煤窑老板到拍电影都干得了。”2011年在“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唐小雁被颁发“真实人物奖”,“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每每说起此,徐童都难掩骄傲,“这是第一次,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将大奖授予一个真实的人物。如果没有她们慷慨坦然地贡献自己的生活,我将永远蒙羞于纪录片无休止的道德谴责,也无法跨越纪录片原罪的深渊。”

  ——这也是徐童找到的解决纪录片原罪的方法。唐小雁的合作与参与让徐童不为纪录片的原则纠结了,而是尝试着和拍摄的主角建立合作关系,一起走完一段生活,“她的参与方式表明,纪录片不是导演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就是真实,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纪录片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是真实的虚构。它是在生活中共同创造和完成的。它是需要时间浸泡出来的。新闻是抢出来的,纪录片 是“长”出来的,需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

  有一次唐小雁和徐童在燕郊吃饭,被路人认出,“你是小雁姐吧?我看过你的片子。”徐童说,“纪录片有意思之处就在于此:不像虚构的剧情片,而是和生活,和命运,和实实在在的日子纠缠在一起。”

  “拍(性工作者、八字先生、乞丐、智障等) 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希望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开始一段‘负罪感’的,宿命般的表达。‘道德底线’问题,就像咬屁股的老虎,这几年追得我挺恼火。 既然大家都明白纪录片的原罪,那么片子还是照样拍,还越拍越多;电影节照样办,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就我个人来说,既然我选择了原罪,这就是宿命,就没有资格去谈论‘道德底线’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所以说,我无法说‘道德底线’是怎么回事,更无法说这条要命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

  徐童正在进行中的是“游民五部曲”之五《小凤》(唐小雁本名唐彩凤),他苦恼于是不是以若干个梦的形式来再创作经历丰富、浑身都是戏的唐小雁。徐童逐渐感到自己和摄像机成了唐小雁的“工具”:“很多时候,是她在控制节奏,她突然想表达对生活的看法,想利用影像传达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拍。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甚至是不平等的,因为她成了编剧,也是故事脉络的导向,我们之间已经不是导演和剧中人物那么简单的关系,而是在共同创造一个作品,而且创造的过程以她为主。”

  《老唐头》里“穿红绳”那一段拍摄,“我当时离她也就10厘米, 想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她坐在床上,我都几乎快贴着地了,她用针刺穿肚皮,拿钳子往外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感觉她已经忘掉摄像机,忘掉了地上还跪着一个大活人在拍摄她。这时候如果旁边再有一个摄像机拍我们俩,一定觉得挺荒诞的——这肯定不是纪录片,这是一个剧情片的拍摄场景。” 唐小雁的放松甚至让徐童以为她在演。他不纠结于镜头面前角色的“表演”与“编撰”,“每个个体都自带过滤功能,所有口述历史都是被还原的二手的历史,所以我本身不追求纪录片的绝对真实。也许有人质疑老唐头他们有表演欲,这很好。纪录片的镜头正是需要给人物以刺激。”

  有观者用“用一种剥夺尊严的方式还给他们尊严”来解释徐童将“镜头对着人物大特写”,徐童不同意:“这是一个逻辑错误,纪录片是为人物建立尊严,但近距离镜头是因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不是为了拍摄而离得近,而是因为生活中的摄像机已经就在那儿。”对于圈里“和被拍摄者保持一定距离”的说法,徐童不以为然,“拿着摄像机站在5米以外用长镜头去拍人家,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在拍摄吗?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拍摄者不是墙上的苍蝇, 你必须要首先是个生活者。你只有和人物一起生活,人物才能对你产生信任,才会把心里所想的告诉你、展现给你,这才是最自然的方式。

  “没乐趣就不活了吗?”

  “又要撂下父母离家了。转眼我就快50了,可对家庭的回报太有限了。”采访后的第二天,徐童即将前往蒙藏之地,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开始长达两个月的体验生活——这就是游民导演近8年以来的生活常态。虽说去年在燕郊安了家,北京市内的父母也搬来同住,但徐童只在制作后期才会回到这个对外号称“徐童工作室”的家。这个北京出生、长大的男人,对着窗外“夏威夷”“香榭丽舍”等洋气的燕郊楼盘笑笑,“其实我从小也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长大的。”

  1987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摄影专业毕业,进不了体制内电视台的徐童,开始了扛机器的游民生活。 近20年的时间里, 他混在剧组、广告公司、宋庄艺术村。2006年,“处在生活的最低点,有关生命、生活的压力全都在身上,而且一事无成。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最能觉得自己本质是什么,最能够看清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儿”的徐童憋着这些年摸爬滚打的汗与泪,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珍宝岛》,生活有多荒诞粗陋,小说就有多戏谑凶猛。他笔下有小时候成长环境里的棚户区,也有20年游民生活里看到的妓女、小偷等底层群相。

  “我们这群出生在60年代、长在70年代、成长在80年代的人”,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未曾赢得功与名,但积淀了对底层江湖的亲切、敏感,以及尊严。和徐童一起录制《锵锵三人行》的唐小雁,整集节目从头到尾没有说出一句脏话。领教过王朔等太多文化名流在节目中粗口的窦文涛在结束时感叹,“(唐小雁)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很聪明的。”平时恨不得句句飙脏字的唐小雁开玩笑,“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收放自如。”徐童很感动,“足见唐小雁的尊严感和克制力。”

  一步步退守到燕郊的北京人徐童,曾经对不住不能理解自己状况的父母。在父母眼里,儿子“都上完大学了,漂泊数年,还又和一群流氓、妓女、黑社会混在一起”,更何况卖房子拍片,可还行?但当父母看到“游民三部曲”之后,又推荐给老一辈的亲戚同事。徐童知道,这是父母在表达肯定之意。

  但现实的困顿不会因父母的理解而消除。每次参展电影节,徐童填表很省事:导演、编剧、摄像、采访、录音、剪辑,通通都是他一个人。他人能抵得上一支部队,徐童可以抵得上一个剧组,只为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微博上,徐童数次表达过类似于“拍纪录片就是慢性自杀”“不疯魔不成活,拍得越多越分裂”之类的绝望。剪辑《老唐头》,做配乐《美酒加咖啡》时,少有泪的他悄悄哭过一次,因为没扛住那种往事重来的感觉。

  对头发已经花白的徐童而言,比作品更有价值的在于,“无形当中,你变得自信,活得不那么犬儒、唯唯诺诺,你不再畏惧。游民社会给我一种可以支撑的东西,像他们那么活着,是有力量的。你看苗苗,她周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她是有担当的,处处体现她的尊严。空谈公民社会,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公民意识的,她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 本身就是合格公民的第一步。知识分子居于高处,理应为别人去担当,但这些底层的人,他们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你要求他去为别人?他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 他就不简单。”他说了一句“绕口令”,“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成为他们,却又永远成为不了他们”,但他绝不愿意代表他们,无人可以代表他们。

  《算命》里有一幕:一个乞丐每天睡在大街上,徐童问“你这样生活有什么乐趣?”乞丐反驳他,“没有乐趣就不活了吗?”观者与徐童顿悟。于是,《老唐头》里唐小雁离家时,徐童的镜头对准了车窗外春寒料峭的冰河,而冰正在融化。他用了邓丽君的《偿还》配乐。

  这一幕徐童用心良苦,“可能很少有人留意过,极寒地区的树木,往往一个季节便完成了其他温带地区树木三个季节里发芽、开花、结果的生命。这就是生命力。”徐童眼里,游民生活哀而不伤,纪录片不是苦难的描述,重点在于体悟他们怎么对付苦难。底层民众都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顽强有劲,就像老唐头和唐小雁争吵后的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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