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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史著] 读书笔记之爱德华W·赛义德的《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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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九品上儒林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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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6 12:32: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东方学》读书笔记
《东方学》作者爱德华·W·赛义德(1935—)阿拉伯裔美籍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出生于耶路撒冷,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美国当代重要的批评理论家、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其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东方学》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系统地论述。该书分为三章十二节,绪论部分首先做引子介绍东方学的三个含义,其次介绍其立论的前提假设并对论述的对象作三个限定性说明,再次从“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的区分”、“方法论问题”、“个人的层面”介绍其选题的来源。第一章主要是对东方学的基本轮廓作一总的表述,其中第一节是做引子从政治角度论述东方学,第二节是从基督教角度对东方学溯源,第三节是论述欧洲人借由东方学征服东方的庞大计划,第四节是叙述东方学与殖民扩张结合后的逐渐固化以及殖民体系走向瓦解带来的危机。第二章主要是对从拿破仑远征埃及到西方大规模殖民近东地区之间东方学的发展作一回顾梳理,其中第一节是对与原初形式不同的世俗化的东方学作一梗概,第二节是萨西对东方学规则的奠基和赫南以科学的语言学强化东方学,第三节是叙述字典编纂带来的权威和与东方学关系最紧密那类文学作品,第四节是论述与东方学关系最疏远的法国文学作品和与东方学关系适中的伯顿的文学作品。第三章主要是对从1870年代到作者成书的1970年代的东方学现状作一叙述,其中第一节是探索一直未变的隐伏在学者们研究表面之下的东方学的痕迹,第二节是讲述和种族中心论相呼应的东方学及研究专业化、写作风格等内容,第三节是以马西农代表法国、以吉勃代表英国论述两国东方学不同风格及其原因,第四节是叙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区域学对传统东方学观念的继承和区域学的独特之处,并对该书的内容作一总结,展望学术未来的发展。后记部分完成于1994年,是在《东方学》一书完成15年之后写的,主要是对该书的一些内容的再解释和对读者疑惑的一些解答,还包含有关恐怖主义、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对学术未来的期待等内容,总的来说就是结合该书出版后十多年间的影响、问题、争议等对该书的内容作一补充延展。
书中谈到“权力”,东方学、东方学家、帝国主义、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从文化上对东方的一种控制和征服,是对东方的支配权。然而作者也提到,这种权力之所以能从理论走向实践,是因为西方的强大与东方的弱小、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强权。这种权力开始建立时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在但丁所处的时代,东方学基本上只存在于基督教欧洲的范围内,对当时处于强盛的伊斯兰帝国来说,欧洲人对它的看法无关紧要,相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占据了原属基督教欧洲的包括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上诸岛屿在内的广大地域,他的军队时常威胁着意大利海岸与维也纳的安全,相比之下西班牙夺取格林纳达的成果与其无法比拟,直到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在维也纳遭到失败后其对欧洲的威胁才逐渐减弱,而在之前实际上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想法对基督教欧洲很重要,存在一种“西方学”对欧洲的权力。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看法的狭隘不亚于东方学家对东方的评判,称法国人为没有信仰的人,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称荷兰人为奶酪贩子,而更重要的是以下的称谓:称希腊岛民为傻瓜,称亚美尼亚人为吃垃圾的、扛包的人,称德国人为渎神的异教徒,称意大利人为杂交人种,这些民族不是处于其统治之下,就是处在其扩张的前沿,因而土耳其人的“西方学”已经在其帝国内部实践,并有可能扩大其实践的地理范围。这种现象与欧洲19世纪的殖民扩张有些相似,由此可以看出总是存在的对其他文明的看法,比如“东方学”,如果要实践就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才有可能落实,东方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权力”,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实力明显超越东方,具备观察、影响甚至统治东方的能力并乐意使用这种能力,因此这种虚构的东西才能变为实际的权力。但有意思的是,在原先强势的一方实力相对衰弱,甚至是双方强弱位置变换后,这种权力仍旧存在。奥斯曼帝国对1756年法奥同盟成立一事的态度是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现象同当今的一些令人瞠目的新闻有相似之处。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最终走向瓦解,原先处于西方强权统治之下的民族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自由。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些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有几个已经成为能影响世界的大国,比如说中国、印度,一些其他国家至少也成为西方眼中油盐不进且难以撼动的“麻烦”,比如说伊朗、朝鲜,而令一些国家也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比如说土耳其,甚至在外交上“玩弄”西方,比如说菲律宾。这些都是令沉溺于殖民时期的“光辉岁月”的西方人难以容忍的,而东方学在这一方面由于其保守性而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西方相对衰落这一愈发明显的事实,东方学家从内心里不想承认,当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西方人就抱怨像阿拉伯人这样的民族有什么资格让西方受到损害,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的第一想法是派出海军陆战队占领油田。然而,事实上如果西方人枉顾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不同意见,像19世纪时那样专横地入侵一个国家,那么除了使西方人陷入战争泥潭外,几乎什么也得不到,例如第二次海湾战争。甚至连西方内部诸国家有时也无法保持一致而相互争斗,这种争斗反过来削弱了西方作为整体的权力,就像两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一样。世界政治多极化在经历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小波折后,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愈发明显,不仅仅是美国的相对衰弱,欧盟这一庞然大物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对这一现实,“东方学”从实际的权力逐步变为虚构的东西,但仍未对自身进行变革,东方学家就像十七、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教法学家一样,对近在咫尺的变化置若罔闻。可能由于受“中国中心论”的影响,我并不能深刻地感受到作者所说的阿拉伯的重要性,但我觉得从恐怖主义的问题,可以隐约看出“东方学”及其作为后盾的国家的权力的丧失。此外,根据作者最后的论述,我发现“权力”目前的最高成就是让被表述者成为这种权力的维护者,大部分赴欧美留学的东方人的情况就是例证,对东方国家来说,无论从事件本身还是形式上,这实际上是件可悲的事,经过多年栽培的人才成为了西方国家“权力”的工具,反过来维持并加强西方对东方的支配,如果东方国家不对此加以处理,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最终可能在文化上实现西方对东方的再征服,新的殖民主义将不再是明显的政治统治,而是经济和更隐蔽的文化上的控制。我个人在阅读《东方学》后,也认识到“权力”对我的影响。在大约10岁之前,我应该是受到建国数十年沉淀的社会主义“权力”的影响。在大约1016岁,我对西方的态度应该是从之前的敌视、好奇转向了受西方“权力”影响的状态。在16岁之后,我应该是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和“中国中心论”的影响,并逐渐强化。我认为这一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个人身上反映出“权力”与作为其后盾的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
书中提到“文化”的一张大网,这张网将学者、政府、民众困住,无论是谁都无法逃离。这想起来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我们自以为独立,有个性,甚至因此沾沾自喜,并批判他人只知道跟风、从众,没有独立意识,被淹没在集体之中,而让这种自以为掌握真理的感觉遭到迎头痛击的是认识到文化无处不在且无法撼动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的无论是与东方学关系更近的雷恩,还是个性化很强的内瓦尔、福楼拜,实际上都是在迎合时代、大众的看法,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的“大网”。即使是像赫南这样能感到文化的影响的学者,也只能感叹对残酷的现实有着清晰的头脑会生活得痛苦。但如果要挣脱这张“文化网”,就会发现这张网是如此巨大且历史悠久,起源于没有文字,甚至没有语言的时代,一直延续到试图挣脱者所处的时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文化网”不断被加强,参与者不乏众多有智慧的先贤,可以说这是一张无法挣脱的网,就试图挣脱者而言,其挣扎得越激烈越会意识到自己对这张网无能为力。如果不挣扎,反而能活得轻松一些。而对东方学的“文化网”来说,一方面网中的学者的研究加强、补充、细化了这张网,另一方面这张被强化的网又困住新一代的学者,引导其继续经营这张网的事业,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从表面上看,东方学的知识在不断积累,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形式上的突破,学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实际上隐伏的东方学的核心从未改变,反而不断被加强,一代代流传下去。如作者所说,有趣的是东方学自身具有被其表述为东方特性的“一成不变”、“僵化”、“专制”,东方是为了东方学的存在而建构的东西,研究的结果是东方变成了东方学的镜子,东方学的僵化、保守以及反自由的隐性特征被揭示出来,同时揭示出来的还有西方文化的这些特征。正如作者所说,西方人心底里的反自由,这使我联想到宣传工具的问题,很多时候舆论媒体所大肆宣扬的东西正是现实社会所缺少的东西。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在自己的国家名称中加上“人民民主”这样的字眼,美国以“自由女神像”为其精神的象征,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交通通讯技术、庞大的国家机器、隐晦的极权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人公开使用)等都使国家的触手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代国家相对于古代国家,其对社会的深入而全面的控制就是其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宣传工具所标榜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其所属社会缺失,甚至是虚构的。
而书中谈到赫南时说到其代替宗教的科学信仰。我从这段论述中看到基督教对西方自始至终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但丁的诗歌、与东方学相关的小说作品,还是赫南等人的研究著作,无一例外都明显地或隐蔽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虽然科学,在东方学中反映为对印度的“发现”,冲击了宗教,但是学者们并没有放弃信仰,而是带着浪漫主义用科学来重构其宗教体系。可能是由于作者表述的原因,这一点在赫南身上最为明显。赫南是从宗教转向科学的东方语言的,如作者所说,在这一过程中他将宗教的世界观带到了东方学,同时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重构基督教信仰是其庞大的计划。而这种东方学家的表述如之前所说是符合时代、大众要求的,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仍旧沉溺在宗教之中,科学冲击了宗教,但他们却孜孜不倦地将科学用以重构宗教。虽然我个人不认为政教分离和现代化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姑且不论政教分离同现代化关系的不同观点,当就西方人宣扬提倡的“政教分离”来说,西方人自身就没有做到。西方的“政教分离”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政教分离,实际上基督教仍旧像中世纪那样与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基督教。基督教的权力不再更多地通过宏伟的教堂、庄严的仪式、火刑的惩罚等来显性地表现,而是通过看不见的思想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有趣的是西方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来指责东方,这种做法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时也再次验证了之前所说的“东方变成了东方学的镜子”以及“很多时候舆论媒体所大肆宣扬的东西正是现实社会所缺少的东西”。
而书中提到东方是西方为其自我认同而构建的概念。东方是为了西方而存在的,这就涉及到东方学的核心观念,即东方与西方的差异,这一观念通过赫南采取的比较语言学得到科学地加强。通过比较的方法,学者得出西方是自由、有活力、先进、强大的,而东方是专制、死气沉沉、落后、弱小的。更为极端的观点是西方人是人,而东方人首先是东方人,这种类似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否定了非西方的民族的人的特性,最终在二战时期在实践中变为大屠杀,不得不令人感到恐怖。回到东方学家采取的比较方法,其通过表述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将“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从而强化“我们”内部的自我认同,一方面能以证明“我们”的优越性来论证西方支配东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能起到类似民族国家认同的作用来强化整个西方的内部认同,这将有利于西方世界的统一——这始终是欧洲人的梦想之一,并有利于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维持其对东方的优势。可以说东方学致力于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互相厮杀的现象的出现,这种情况会削弱其“权力”、“文化网”的物质基础,并有可能最终将其摧毁,使西方失去对世界的主导权,从这个层面能再次看出东方学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
书中还谈到东方学家认为东方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是一致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东方内部各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这让我想到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对一些学者研究中国时过于笼统的批判。其中一位学者在研究土地问题时仅仅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具体问题,但却将其结论应用于全中国。而那个被许多抱着“天朝上国”心态的人使用的古代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据说只是外国学者将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数据应用于中国全国而已。对西方学者来说,其采取此种做法可能是为了其研究的方便,毕竟研究中国、伊斯兰世界这样与西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本身对西方人就是很大的困难,而要讲研究细化、具体到某一地区,收集资料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如果对各个地区进行逐个的研究,再得出有关整体的结论,一方面需要消耗的时间精力太多,而另一方面按照作者的观点,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对于雄心勃勃的有才能的学者来说,他们越试图以逐个研究的方法最后得出整体结论,越会发现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东方太多复杂多样丰富,以致它成为西方“想像的地域”,对追求完美的学者而言,无法完全揭示东方的秘密,而且身为其读者的民众实际上也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他们需要东方学家将东方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进而便于其理解认识东方。因此东方学家既为了其自身研究的方便,又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大众,将东方表述为铁板一块。
书中还提到东方学家认为东方的数量和生育是其对西方的威胁的重要因素。这种对东方的表述与东方学家赋予东方的“性”形象相关联,东方的一夫多妻,特别是穆斯林根据哈乃斐教法学派的观点可以娶四个妻子并纳妾,构建的家庭在生育上的强大能力使其数量不断增加,无数个这样的家庭组成的异质社会至少在数量上对西方是很大的威胁。在西方眼中野蛮落后的东方人居然以数量优势使自诩拥有质量优势的先进文明的西方人感到危险,我认为由此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分析西方的衰落。就目前来看,人类之所以能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我们的体能,甚至不是我们的智力,而是我们能够组成复杂而庞大的团体的组织能力。而这种能力得以实践的基础是数量可观的人口,人口越多则潜在的能量越大,科技、制度等只是用来激发这一潜能的工具,尽管也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人口却是根基。以越南战争为例,胡志明得以声称不惜代价也要抗争到底所凭借就是相对于美国军队人数数量更多的被组织起来的越南人。与东方人,特别是穆斯林相比,西方的人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增长缓慢,甚至是停止增长或者人口萎缩。姑且不论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当就西方人口的现状,可以看出其正在衰落,就像一个家族从枝繁叶茂走向消亡被一些科学家证明为其家族的衰落一样,而所谓的质量优势更可能是对自身的一种安慰。冷战时期的美国、俄国和21世纪的中国、印度取代原先欧洲列强独一无二的地位就是人口胜利的一个例证。不过现今还出现了作者成书时不明显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欧美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问题,通过移民这种全球化带来的便利,穆斯林人口增长的优势直接渗透进西方国家,从内部对其构成挑战,使其不得不撕下“文明的面具”来应对这一危机,这又验证之前提到的西方人的反自由。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东方学》,我获益匪浅。但这又使我产生了可能带有虚无主义的疑问,即我是否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成为了被“萨义德化”的东方人,《东方学》一书是否在隐蔽地构建其学术权威,在未来其“权力”是否也会用于实践等等。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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