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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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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品上承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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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 14:27: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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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七品下宣德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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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 15:12:02 | 显示全部楼层
另一种形式的形象工程,只是大佬不出面,“工程”负责人的李学勤只是被推到前台的一个玩偶罢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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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五品下朝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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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 17:04: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闹剧而已
炎黄肇祖,披荆拓土; 华夏雄兵,天下布武。   日出日落,涤荡千古唯我汉唐猛士;   潮去潮来,泽沐八荒唯我中华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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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品上承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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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21:49:41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学勤不是木偶, 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把, 同时推销他的"走出疑古"的私货, 企图改写历史, 将"三祖/三皇五帝"变成信史, 让他自己变成司马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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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21:53:06 | 显示全部楼层
转载 我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

送交者: 愚人 于 February 26, 2002 22:10:57:
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夏商周文明新探》,作者江林昌,李学勤弟子,“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组秘书。这本书是该工程的最新成果总结。我看了一遍,感到大概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关于西周,工程的成果主要建立在武王克商的考订上,用了古文献、考古的成果,但对西周共和以前的周王年谱仍没有拿出明确的结论来。武王克商时间下启西周,上承殷商,意义很重大。工程利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和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夫人墓葬遗址的碳十四绝对年龄测定,再结合天文学里“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出自《春秋》)的日食记录,并结合琉璃河遗址里出土的甲骨片中“成周”两字,晋侯墓葬里的青铜编钟的铭文,膳夫山鼎、1996年出土的虎()盖上的铭文,比较明确给出了武王克年代在前1044年。
二。现给出的商朝整个时间为554年,与原来文献说的六百多年略有出入,我以为这一部分的成果最大,也最确切。除了利用了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前辈学者的成果以外,也有今人的工作。
三。夏年代的确定。这部分的问题比较多,所掌握的资料不多,重点在确定禹伐三苗的年代,因为商年代的积年和终年、始年如果认为确定,则主要问题就在夏的始年,按文献载,禹伐三苗后不久,禹便执政,便可认为夏的确立(严格讲来,应以禹之子启登基之年作为夏的始年),主要利用文献《墨子。非攻、兼爱》、《尚书。尧典、大禹谟》等,但这又涉及到上述文献所据史实的真伪,关于《墨子》,1957年信阳出土的长台一号竹简,用李学勤的研究,判断所据《墨子》的内容基本属于原作(或至少是战国时人作),由此再用《非攻篇》里叙述的禹伐三苗时的“日妖宵出”,用美籍华人学者彭迭均的天文研究以确定禹苗战争时的天象发生时的日期。但即使《墨子》确为墨子时代人写的,仍然存在其所述场景为传说,因为墨子时代上距禹时代已有一千七百多年。那么,也就只能大致猜测《尚书。尧典》是商或比其更早的典坟,最多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判断《尚书。大禹谟》确是战国人所作,而不是疑古派人士认为的是汉人伪作。另外,也考虑了〈竹书纪年〉所引史料的真伪,但还不能由此得到禹伐三苗的叙述是“亦属可信”。
其次,又研究了社会制度和三苗的活动区域,但所据还是在文献里,而这些文献所据史实真伪除了前面的以外,却一笔带过。
再次,就是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里王城岗、茶店子等遗存的骨头作绝对年龄测试,基本数据集中在前2200到前1900之间,跨度不小,以天文数据加以筛选,得出五个从前2100到前1900的数据,再根据文献所载几个供选择的夏朝积年数:471、472、432、431、500,确定了前2104为禹苗之战年代,最后定夏开国年代为前2071。
但又回到夏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目前只能用间接判断--从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宫室,与郑州商城遗址作规模上的比较,可以确定为宫室,而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龄测量为早夏,由此断为夏的宫室,夏也就存在了。
四。下面,我谈谈几个大家感兴趣的有关夏存在的问题。
(一)先秦文献的真伪问题。
最著名的是今古文《尚书》的争论。大家知道,自从秦火以后,先秦典籍绝大部分损失了。汉初,诏天下搜寻残存的典籍,其中有一个叫伏生的老头,是秦时的博士,在汉初是一个孔子似的学者,教授学生,但那时已九十多了,他熟读先秦典坟,但那时已不能写,只有其女能理解他的语音,于是便由他口授,女儿解读,晁错笔录,以当时的文字,即汉隶写下了他所背诵的《尚书》,由于该文献是由时文记录下来的,故称今文《尚书》。后来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居的墙壁,发现夹壁里藏有一些先秦典籍,其中有《尚书》,然而,这本书是由蝌蚪文写成,当时一般学者看不懂,由伏生的学生孔安国翻译了出来,故称为古文《尚书》。两种《尚书》之间存在着差距,古文比今文多25篇,加所谓《孔安国传》共59篇。于是便有谁更准确,或者谁是伪作的争论:支持今文的认为,古文是东晋元帝时,由豫章内史梅绩所献,当为伪造,宋吴域(木旁)、朱熹都持怀疑态度,清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力辩东晋晚出《尚书》与所附〈孔安国传〉伪。支持古文的则认为,今文是由一个九十多岁,话都说不清楚的老头口述的东西,而且他女儿的齐语和晁错的颖川方言间不同,晁错却不知,不过理解十分之二三而已,鬼才知道准不准确?到了清代,争得更欢了,自乾嘉以后,学界对所有古代文献都进行了考据、整理,也就是首先怀疑它们或某篇文献的部分是否是真实的,通过对现存不同版本的同一文献的内容的比较,以及对涉及到其内容的其他文献的比较,以鉴定其真伪,剔除掉假的,保持经鉴定后认为是可信的部分或全部,这种方法在当时来说,是科学的,不足之处在基本方法在于从文献来到文献去(也使用了少许考古资料,如先秦铭文、墓志铭等),所以是不完全的。降至晚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皮锡瑞等简直把《尚书》、〈周礼〉、《左传》等一律斥为伪书。其中,康有为力辩古文〈周礼〉为刘歆苇伪造。因为〈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谷梁〉里,后人考出〈左传〉系古文,故〈左传〉也被怀疑为伪作。
再到了五四以后,以顾诘刚为首的疑古派更进一步把所有先秦古籍摆到了后人伪造的怀疑上。顾使用西方学者的科学方法,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看待先秦古籍有它进步的一面,它破除了传统社会学界的泥古、信古的迷信,然而,顾等把他们的方法沿着资料不足的分析方法上走到了极端,这就错了。史学家金毓黻早在疑古派压倒声音的时候,于1938年(《中国史学史》)就清醒地指出:“今考二十八篇(指《尚书》里被疑古派斥为“伪书”)中之《盘庚》,唐人称为结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也就是说,金相信先秦文献里不但有真正来自先秦的文字,甚至也含有来自殷商的文字,这种观点我是同意的,当然,我们还应该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对先秦古籍的内容作判断。
最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五四以来疑古派对先秦古籍建立起来的全部推倒的阴云,大量先秦墓葬出土的竹简、陶器、金器上的文字都证实了汉后流传的先秦古籍就整体来说的真实性,不排除个别篇章和在内容文字上假错。
关于“伪作”,伪作是存在的,但先秦文献里含有错误的文献并非全部来源于伪作,有些是来自相互传抄时的衍错。即使对于刘歆,也得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不可能出现他纯粹是一个古文献的作伪者,也不应该认为司马迁在写先秦史时纯粹使用传说资料,他写先秦史时,使用流传的文字资料的可能性并不小,例如,通过甲骨文卜辞的证实,发现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对殷王的叙述基本是对的,这说明了司马迁著作时的严肃态度和《史记》和其他先秦典籍中的确含有确切的史实。现今学者也认识到即使伪作,也含有可能来自于真实材料的内容,所以不宜一概否定。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在使用先秦古籍在考证夏商周历史时,就可多少利用其作为参考。但是,参考归参考,必须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总之,应该给出符合逻辑的,有坚实事实基础的根据进行夏商周断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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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21:53:4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二里头遗址简介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郾师市西南9公里的洛河边,遗址面积很大,东西长3公里,南北长3公里。文化内涵丰富,包括有文化层、灰坑、墓葬、大型建筑台基,小型房基,铸铜遗址。二里头三期遗址中有两座大型宫殿,一号宫殿呈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在一万平米以上。殿堂南面有一块开阔、平整的空地,殿堂四周绕着一周廊庑,有门。一号宫殿东北约150米处,是二号宫殿,东西约57.5米,南北约72.8米,遗址包括北、东、西墙,也包括廊庑、台基、甚至大墓,因此被判断为宗庙,而一号宫殿则被判断为王宫。
二期遗址里有铸铜遗址,出土有大量青铜工具,墓葬里则出土有兵器和礼器,另外,在出土的陶器上总共发现了24个刻画符号,其中部分和文字近似。青铜礼器的形状和纹理和殷商出土的礼器有类似之处,只是粗糙一些,简单一些。
国内考古界认为,鉴于二里头遗址具有宫殿、祭坛和青铜器,鉴于绝对年龄的测量结果,鉴于与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禹启时代的遗址)比较的进步性和文化上的联系性,认为是夏中期以后的都城。
从文献上看,禹都于阳城,禹、启都于阳翟,太康、少康而后,夏诸王都于斟寻,国内史学界认为二里头可能是斟寻,因为其傍洛水,与文献所述相近。
(三)夏文字之迷
至今未发现完整的,成体系的夏代文字体系,因此夏之存在被西方学者怀疑是有道理的。非但如此,甚至未发现殷商卜辞里有任何涉及夏的叙述。
1953年,在郑州商城东南的二里岗早商遗址处,先后发现一片龟片和一片动物骨头,龟片上面刻了一个状如“屮”,骨片上刻“又屮土羊乙贞从受十月”10字,与殷墟书契类似的早期甲骨文,而且,这10字的语法结构和用法很象殷商书契的写法,由此可断商早期已有成体系的甲骨文了,也说明殷墟甲骨文有祖先可承接。
在王城岗被认为是早夏遗址里发现一块黑陶片,上有一奇怪的很类似于殷墟文字的字,被李先登辩为“共”。我的问题就从这里冒出来了。
上节提到二里头遗址里发现的24种符号,如果这些符号里有些是文字,那么,它们应该下启二里岗到殷墟甲骨文字,上承王城岗文字,然而,王城岗文字(或符号)很象殷墟文字的笔画,可是,比它晚的,而且怀疑为夏宫的文字(?)反而不象殷墟文字的笔画,我觉得二里头符号比更简捷,即笔画更少,也就更抽象,这是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的。
怎样解释二里头所发现的24种符号的意义呢?在江林昌的书《夏商周文明新探》里,没有一句话解释这个问题,反而结论似的一笔统而概之地把24种符号的发现作为文明的标志,无论如何,是不严肃的态度。想来他的老师李学勤先生也没有作过更深入的考虑。
最令人奇怪的是,据说是早夏王城岗遗址那块陶片上的“共”字,竟被确定为先用毛笔书写在陶胚上,然后烧结而成。这就涉及到毛笔的发明年代的考据问题,据汉以后著作的《物原》称:“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而世传毛笔为蒙恬所造,那么,到底毛笔造于何时,倘在早夏时就有了(“共”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则其文明应该相当发达,何至于至今未曾发现成系统的夏代文字?这方面,上述未有只字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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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21:54:2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文明起源不同路径问题
江林昌的书《夏商周文明新探》还谈到两种文明起源的不同路径问题,他的立场估计代表了国内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也代表了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部分学者的看法。长期以来,国内史学家一直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态的归属争论不休。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内史学界必须服务于政治需要,他们按照党的意识形态框框,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框,以郭沫若为代表,把古代中华文明也按马克思提出的西方历史演进的规律,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条发展规律来套。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五四时期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一辈学者所坚持的中华古代文明特殊性观点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道理,与此同时,西方新的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方法,也影响了他们的思维,这个立场便是以黄仁宇为代表的所谓服从于生产发展的社会组织结构方法,这个方法隐含了人类社会一定要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去的必然规律,换句话说,两种不同的分类规律,都导致了同一个点--资本主义社会,只不同在,马克思的学说还有下一个目标,而黄仁宇则不谈未来。
然而马克思是冷静的,他自己从未把他总结的历史规律强加于中华传统文明上,他称东亚文明叫住“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声称自己所知不多。由此看来,中华文明也要循着马克思所指明的规律发展,纯粹是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者结合中国历史的发现。文革以后的主流历史学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不太走偏官方的意识形态调子,就拾起了原来官方理论界刻意回避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这一点上着手,他们勾画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同轨迹,他们把眼光局限于“起源”上,也就是说,起源以后一阵儿,还是要返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上去,比较“右”的中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大概想把方向盘转到黄仁宇所指明的道路上去。当前中国历史学界这样的研究现状,从江林昌作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总结的书上可以窥探出端倪,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其眼光的局限性。
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思考,得力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形态时说:“文明使一切已经确立的分业加强、增剧,尤其是更激化了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城市使氏族制趋于没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国家和氏族制度区别的所在,第一是在于它由领土以区别国民,因我们已经见到,团结氏族的血缘关系之旧纽带…已经变成没有效力。领土还是一样,但人类已变动…这个按照地域的住民组织,是一切国家的共同特色。”
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里,侯外庐认为东方古代社会,“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却不容易和土地联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侯外庐进一步指出:“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氏族王侯是它的‘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没有私有制地域化的所有形态,是它的因袭的传习,征服了周围部落的俘获,是它的家族奴隶劳动力的源泉…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这里,“古典的古代”就是马克思定义的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它可以追溯到古代苏美尔所开启的两河文明。由此,侯外庐就以维新和革命区分开了两种不同的文明起源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这两种文明起源方式的观点是中国历史学界在文革以后突破思想束缚,实事求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崭新起点,它与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态度是一致的。张光直结合西方学者注意到美洲玛雅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若干相似处,试图把中国上古文明和玛雅文明归入成一类,这一类还包括了江林昌说的古印度某些部落、古代克里特,以及印加文明。张光直认为:“玛雅从史前到文明的转变也没有牵涉到技术上的突破…”。具体说来,在纪元前四千年末到三千年初,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首先进入青铜时期(R.F.Telecote, "History of Metallurgy", 1976),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还是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雅。布伦诺斯基,《科学进化史》,114,2002,海南),直到统一的阿卡德帝国建立以后,从萨尔贡开始,才出现了把青铜用在大规模的沟渠水利建设里,萨尔贡(前2291-2236)时代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大约再晚两百多年或更长,中国才开始了铜石并用时期,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小型非水利工程青铜工具上可以知道。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看,即青铜工具在统一文明地区是否大规模用在农业或水利建设上判断文明的起源路径上,则张光直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同玛雅一样,殷商时期,青铜制品主要还是用到宗教祭祀上(可是玛雅并未使用铜,而是使用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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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21:54:44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为什么青铜制品直到殷商,也未能大规模被用在水利或农业建设里?林的书没有继续讨论。史载,禹很注重沟渠建设,那么为什么不把青铜工具用在水利建设中?一个解释是中原地区缺乏铜矿,事实上,考古发掘发现,夏商时期的主要产铜地区都在南方。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考查西亚文明,就会发现,古代两河地区“本地并没有金属矿藏,而且缺乏硬石料和好木材”(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206,1999,社会科学),一般认为,铜最早出在伊朗西部或高加索地区,西亚早期城邦文明时期的铜可能来自阿塞拜疆或阿美尼亚,随后,才从小亚细亚、塞普路斯和南方的阿曼运来。这样看来,两河文明的大量青铜原料大约得力于纵横密布的水网上繁荣的货运,而唐虞、夏商时代的中原却缺乏南北纵向联系的河流(汉水可能是唯一的,但那时行船风险不小,可是两河却水流缓慢,利于航运),由此看出地理条件对文明的早期形态有很重大的影响。
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江林昌指出,中国上古宗教祭祀里的“社”,即如良渚文化遗址里的祭坛,都是无屋而面天,《白虎通义》“社无屋何?达天地气。”,类似的遗址也见于春秋时期成都羊子山大型祭坛,即所谓夏商周“封土为社”。这些露天祭坛把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直接引导向抽象的天地、道、气的概念,虽然中国人也祭祖,但祖宗在上古时代,却含糊在神和纪念意义之间,更多的意义在通过祭祖,强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制度,因此严格讲来,祭祖既不是宗教礼仪,也不是迷信,它是附属在祭天形式下的实用礼仪。不象西亚、埃及、希腊、罗马,前两者以动物元神,后两者以人格神作为崇奉对象,即使玛雅,也是以太阳神作为主神。固然中国也有个太阳崇拜,也有过人格神崇拜,如蜀国的蚕神,但是它们都不是主要崇拜,主要崇拜的,还是“天”,这个抽象的“规律”,它控制着万物,国家兴亡,个人命运,它的“灵气”才衍生出其他的山神、水神,或者吸天地之气的王子乔,或者食灵药的嫦娥,或者千年修炼的老狐等等。它可以通过郊祭指望给国家、家族降福消灾,也可通过预卜去测知事件的结局。
因之,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道”蕴涵了泛神意义的主宰,后来的儒家不过把它具体到人生和国家制度的道德实践,而巫、道则把它细致化到生活的各方面,这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宗教崇拜和哲学精神,也不同于玛雅的具体而不抽象的太阳崇拜。
这样蕴涵着万物有灵的文明形式,其神秘主义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艺术、文学创作,它并不强调工具理性,我以为是一个非但与西方古代文明不同的形式,如果玛雅文明不死亡,也不会走着和它类似的道路。因此,倘若地球足够大,地域之间隔绝得足够,则包括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玛雅文明,还有其他更多的文明,将发展出形形色色的道路,如同地球上繁花似锦,种属万千的生物世界一样,而未必要马克思、黄仁宇辈为它们替天答卜。
这就是我看江林昌书《夏商周文明新探》最后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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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5 23:34: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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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3 14:44:28 | 显示全部楼层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作者:陈宁
转贴自:社会科学院报
(节录)

质  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舍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且”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它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捷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的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论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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